第一次站在露天解剖室前，面对一具新鲜尸体的时候，我刚刚过完18岁的生日。
主刀的圣兵哥表情严肃，动作一丝不苟，将尸袋缓缓拉开，一旁凝神看着的我，心脏不觉越跳越快。
心跳的咚咚声，仿佛瞬间将我带回到那个满脸好奇与渴望的小男孩身上。
“别看你爸那神气样儿，吃的苦可多着呢！”
小时候等着我爸出门，是我一天当中最期盼的时刻。看着他配好铮亮的手枪，扣好警服上的每一颗扣子，空气里顿时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味道。我爸“吧嗒”一口亲在我脸颊上，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正儿八经的专业刑事技术人员[1]、痕迹检验的专家，他当然希望他的小男孩能够子承父业，可我妈偏偏不这么想。
当了一辈子警察的家眷，我妈才不舍得让儿子也去卖命，在她看来，安安稳稳当个医生就是最好的出路，她自己就在医院里当护士长，大小事儿还能有个照应，再说了，当医生还救死扶伤呢，有什么比不上警察的啊！
医生还是警察？这两人的意见从来就没统一过。谁也不想得罪的我，不得不跟着左右摇摆，一阵子立志要当警察，一阵子又觉得当医生也不错。就这么警察医生警察医生摇摇晃晃地过了高中三年，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才发现了一个新鲜的词儿：法医。
这不是两全其美了嘛！
虽然我妈还不太情愿，可有了我爸的支持，我终于顺利填写了我的第一志愿。
那可是在1998年，法医这个专业完全是冷门儿中的冷门儿，全国一年也只有300名毕业生。我以高出普通本科线30分的成绩（其实还不够重点线）考进了皖南医学院的法医学系。班里40个同学，只有我一人是第一志愿，其他的同学都是服从调剂才到了这个专业。于是，好奇也好，懊恼也罢，我们这40个法医新生，就这样开始了完全陌生的新生活。
学医的同学们都知道，医学生的课程，打大一开始就不轻松，尤其是系统解剖学，那简直是如同噩梦一般的一门课程，它的挂科率完全是惨不忍睹。我侥幸及了格，暑假一到，我爸就热心地帮我找到了实习机会，让我去老家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法医部门长点儿见识。一想到电视剧里的刺激场面就要成真，我兴奋得天天倒数，恨不得出发的日子早点儿来临。
到法医部门的前几天，一直都是平安无事。
也难怪，老家这样的南方城市，命案本来就少得很。圣兵哥大我几岁，却已经是法医部门的顶梁柱，顺理成章也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哪怕后来他不再从事法医这一行了，我也一直对他崇拜有加。
那时候我成天跟在他后面，像个小跟班儿似的到处转。当时每天做得最多的也就是伤情鉴定，虽然我看得很认真，可毕竟知识有限，总是一头雾水。日子过得不紧不慢，直到有一天，法医门诊[2]的电话铃声忽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法医门诊。”我拿起电话，自报家门。
“我是重案大队小李，石城路发生一起群殴事件，一名男子死亡，请过来看现场吧。”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疲倦。
“命案？”我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圣兵哥一把抢过电话：“什么情况？有头绪吗？”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有头绪吗”就是指犯罪嫌疑人明确不明确，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确，那么法医的压力就会很小，只要做一些基础工作就可以了。
但要是没有头绪，法医需要分析推理的内容就很多，现场勘查和尸检工作也会多花一倍的时间。
“打架而已，抓了好几个了，剩下的都在追，跑不掉。”
“好，马上到。”圣兵哥长舒一口气。
我们很快上了标有“刑事现场勘查”的警车，一路上警报声直响，我的心头莫名其妙地涌上一阵刺激感。
可现场很平静，比想象中平静太多了。
马路旁胡乱拉着一圈警戒带，旁边熙熙攘攘地挤着看热闹的路人。远远望去，警戒带中间啥也没有，实在不知道这群人在围观些什么。直到走近了，才看到被围起来的地上有一摊血，血泊周围可以看到一些成条状的滴落状血迹和少量的喷溅状血迹。圣兵哥拿出勘查箱，在血泊、喷溅状血迹和滴落状血迹中各取了一部分，以备检验dna。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因为那时候dna检验刚刚开始使用，而且用的还是原始的电泳方法，工序非常复杂，所以一般不会动用这种高科技，尤其是这种已经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的案件。
现场很快就看完了，我们重新上了车。
“圣兵哥，我们去哪儿？”
“殡仪馆啊。死者是在送去医院的路上死的，现在尸体已经被拉到殡仪馆了。”
“殡……殡仪馆？”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自己早晚要参加尸检，但是事到临头，我还是有点儿紧张，不，是夹杂着兴奋的紧张，“不是说案件已经破了吗？人不都抓了？那还用得着我们去尸检吗？”
“怎么会没用？”圣兵哥看着我笑，“只要是刑事案件，都是要进行尸体解剖检验的。这可是基础工作，也是保障案件准确办理和完善证据锁链的重要一步。”
我想都没想，便接嘴道：“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做的都是无用功？”
圣兵哥微微一笑，没有继续和我纠缠这个问题：“去看看吧，先看，下次你就自己上。至于侦查部门说案件已经破了，那可不一定。不信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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