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宴毕，高务实返回新郑。
于慎行此次赌上自己半世清誉为高务实背书，最终的效果还算不错，虽然确有七八个新科举人真的于十日内前往拜谒，但在看过高务实的墨卷，又听于慎行对高务实的文章一番点评之后，也只能自叹不如。最终反而让于慎行与高务实这对座师、门生名声更响。
其实这里头除了高务实深悉科举时文之要义，总能把文章写得符合朝廷取士宗旨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于慎行成为本次乡试的主考官对高务实而言是很有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于慎行做了主考官，他的考卷就拥有了一项其他人无可企及的优势：他陪着朱翊钧听于慎行讲课近六年，于慎行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他一清二楚！
所以他有很大的把握，只要自己的考卷被下面的房师推荐上去，除非于慎行故意坑他，否则就根本不怕于慎行不取中！
于慎行会故意坑他吗？不会！
虽然于慎行是张居正的门生，但他在历史上就敢坚持原则反对张居正不丁父忧而夺情，甚至在群臣畏缩之时，依然大摇大摆地去看望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下狱的刘台(张居正门生)，结果触怒张居正。
但如果只是如此，还不能说明于慎行的风骨。他触怒张居正之后，虽然没被罢官贬职，却也被一直冷冻在原有的位置上不得任何提拔。可是当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于慎行偏偏又站了出来，不避嫌怨的写信给主持清算的丘橓，请他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幼子，最终因为种种原因，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养活家人的土地。
再后来，于慎行做到礼部尚书，因为国本之争跟万历闹翻。于慎行依旧头铁，对朱翊钧道：“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臣若不言，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否则臣宁可弃官归里。”
然而朱翊钧也是个头铁的，于是大骂于慎行“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正在这时，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其实理论上这件事跟于慎行关系不大——了不起就是个领导责任，但于慎行仍然主动提出引咎辞职。朱翊钧当时正恼他，御笔一挥就准了他归隐故乡。
由此可见，于慎行此人是个真正讲原则的人，他不是一个单纯为了当官，或者单纯为了求名的人物，所以高务实有把握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够取中时，就不会考虑其他因素，必然是该中就中。
至于后来于慎行赌上自己清誉也要为高务实的文章背书，这一点高务实却不是很肯定于慎行的想法。也许于慎行只是单纯的对文章有把握，也许是于慎行担心被人污蔑而自证清白，也许各种原因兼而有之。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了，高务实对自己这位座师也不禁真的生出几分敬意来。
新郑，龙文雅苑，东南水榭一边的高墙上，高务实和母亲张氏正在散步。
站在这十多米(换算后)的高墙上，高务实一边看着外头双洎河的风景，一边向母亲讲述自己的时间安排。
高务实的安排是早些回京，但张氏有些不乐意，道：“春闱是在二月，你又不需要赶公车，何必这么着急去？”
公车自然不是指公交，而是举人上京赶考的一种优惠制度，该制度早在洪武年间就规定了：凡愿参加会试的举人，先要向州、县呈报申请咨文，由州县呈府，府呈省，经核准后仍由省、府发给州县，交本人领取，这个咨文又叫“公据”，然后就由官府计算路程远近发给路费，至京后连同乡试文字咨缴礼部投呈报考，由礼部备印试卷。
由于举人从家乡到京师，沿途都由驿站供给车船乘坐，叫“供给脚力”，又称公车，所以举人会试便也叫上公车。
郭朴此前好几年一直管着驿站改革这块事，改革了很多项目，也没敢动举人上京赶考的公车制度，所以现在的公车制度依然是正常运行的。
高务实苦笑道：“娘亲，我随行带了几百家丁，自然是不能上公车的，但我提前回京并不是怕赶不上春闱，而是京中事务甚多……您也知道，别看儿子在河南有两处不小的产业，但真正的根基其实还是在京师。”
这是肯定的，张氏帮自己儿子管着河南两地的产业，自然也知道儿子在京师的投入，别的且不说，开平三大厂就在京师东郊两百多里的永平府附近，那里虽然不是高务实名下最赚钱的产业，但偏偏是投资最大的产业。
高务实最赚钱的产业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早年的“第一桶金”香皂现在早已不再处于爆发式发展时期，而进入了平缓发展阶段，其利润一开始是被曹淦的京华商队超过，后来又被天津港超过，到了现在，算是彻底“退居二线”了。
曹淦的京华商队现在也改了名，叫做京华商社了，在北地已经是巨无霸级的“贸易公司”，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大明的边境只要允许“进出口贸易”的地方，全都有京华商社的身影。
甚至就连理论上跟大明依旧处于敌对状态的左翼蒙古，京华商社也在悄悄执行高务实的“蒙古奢侈化”战略，每年往察罕浩特(左翼蒙古汗帐所在)走私输送大量的丝绸、金银玉器、高档毛皮制品(左翼蒙古的手工业跟大明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以及各种精致昂贵的小用具，如鼻烟壶之类。
反正简而言之一句话：专门出售奢侈品——右翼蒙古已经被我“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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