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之前和郭朴说会试之前都住在他的大学士府，其实那只是个说辞，主要是用这个姿态表示对郭朴的支持，从而加强郭朴在高党的权威性。这一点，高务实知道郭朴一定能看得出来。
既然只是个姿态，那么在接着朱翊钧的“君威”，高党雷霆万钧的扳倒了凌云翼之后，高务实就不必真的一直住在郭阁老府中了。
会试的主考官都是皇帝在考试之前临时决定的，但高务实知道郭朴就算被皇帝点将主持本次会试，他也也一定会拒绝。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高务实这次也会参加会试，而高务实是他的学生。
出于同样的理由，高务实估计大舅张四维也不会出任本次会试的主考官。
这就让高务实有些挠头了，因为会试主考，是有很大几率会让一位内阁阁老领衔的，而现在内阁只有三位阁老，如果郭朴和张四维都不肯出任主考，那很大概率这次的主考官会是申时行。
申时行在先帝隆起朝时就是“同知太子经筵事”，虽然不是日讲官，但因为他“负总责”，其实也是给朱翊钧讲过课的——那也就是给高务实讲过课。
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金榜的状元公，学问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不过这位状元公的课高务实一直不是特别喜欢，倒不是他讲不清其中道理，而是申时行讲课的风格实在是太过于四平八稳，说话也是小嗓门，温文尔雅有余，威严肃杀不足。
不过，这恐怕也是申时行的个人风格，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其做学问甚至有些把儒学往道家的无为上带，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代表了现在心学中的某一派倾向，就是过于注重所谓心性的修养，而把现实中的许多事情刻意淡化。
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这两千年中的大一统王朝自汉以降，一直是尊儒家为正统价值观。但是所谓儒家学说自孔孟之后，也是变化发展的。自从宋代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北宋五子开创的新儒学，在南宋分为朱陆两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学则进一步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为君主统治的正统要义。
而至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壮大，一股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个***思潮，开始猛烈冲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常礼教观念。王阳明心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比起从政的经历，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瞩目。结过艰苦卓绝的现实磨练，他成就了自成一说的心学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
据说，曾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其实对于这一则故事，高务实是有个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
高务实一直认为，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和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的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帝还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若一言以蔽之，可谓“心学即歪理邪说”。
然而奇怪的是，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依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历史上的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已死，一些心学门徒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使王阳明从祀孔庙。
高务实的观点是，王阳明也许是够资格入孔庙的，但当时的心学却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心学，不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了。
因为当时心学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首辅申时行，其坚持的做法实在谈不上“致良知”。
实际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难定义的一个词，“性善论”和“性恶论”还争了几千年呢，也没争出个绝对胜负来，“何为良知”又哪有那么简单？
问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杀人是对是错？杀侵略者是对是错？
可见良知有时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压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只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论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心学大佬们当然都是成年人，但他们又必须打着“致良知”的幌子，这就麻烦了。于是就产生了徐阶、申时行这样的人物。谈论学问的时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时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终于沦为了致私欲。
徐阶和申时行的“致私欲”，表现为中庸坚忍，只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论，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和稀泥就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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