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楚若说想找出一个最熟悉辽国情况的，寇凖自然当仁不让。
他和辽国之间虽然只打了一场瀛洲会战，但战前的十几年，寇凖可从来没忘记过收集辽国情报。
让他来做通报，自然是最恰当的。
“诸位，辽国的情况相较于我们中原来说，总体还是比较复杂的，老夫在这里就简明扼要的粗略说一下。
契丹人始于草原，但自其定都黄龙府并将其疆域拓至鸭绿江高丽国后，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他们不仅放牧，也开始在白山黑水之间捕鱼打猎，后来侵占了燕云十六州，辽南院大王、大丞相韩德昌便以此效法中原推行农赋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漠南漠北草原，契丹依旧推行部落制，而在辽东一带，契丹与当地的室韦、女真等各部族之间的关系则是朝贡制，这些辽东地方部族通过渔猎向辽国进贡，同时充当仆从军。
而在河北、燕云等地，则是韩德昌这位南院大王搞出来的汉地政权，一切税法都仿效我中原王朝。
因此，契丹人不仅拥有其传统强大的战时动员能力，同样在后勤方面不存在短缺。
老夫给诸位举个例子，瀛洲会战之前，韩德昌向箫绰递表准备南侵，自预谋之日始至发兵，前后不到四个月，韩德昌就归拢了近二十万大军！
反观先宋，于咸平三年筹划北伐，当时计划组军三十五万，粮四百万石。
结果到景德元年，前后三年多的时间，先宋只准备了十万军，粮一百五十万石。
这里面，固然朝廷的拖沓和先帝在战和中摇摆不定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但地方的动员能力一样极差。”
寇凖大声说道：“因此，契丹人来去如风，想打就打想走就走，严重破坏了河北边疆的民生，使河北大地时刻处在被铁蹄蹂躏的危险之中，百姓心都难安，还怎么去耕地、建城、集市？
河北民生之凋敝也是必然之事。
若是咱们想打，想北伐，那么五年内，咱们必须解决四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只有解决这四个严峻的问题，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组建一支北伐大军，准备好充足的粮秣、动员足够的后勤民夫，才能一鼓作气收复燕云十六州。”
骆永胜带头鼓起了掌，顷刻间礼堂内掌声炸响。
大楚没有跪礼，骆永胜也不喜欢自己坐着所有人都站在那等，所以开大会的时候，基本都坐着。
因此，骆永胜很多时候发言结束，大臣们便干脆用掌声来回应。
是有点违和，但总比骆永胜没说几句，大家伙就起身作揖鞠躬的好。
那几百把椅子在地砖上摩擦来摩擦去的动静多刺耳。
待掌声稍停，寇凖才继续开口。
“老夫提到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我大楚的国家财政问题、地方匪寇问题、边防外患问题和黄河治理问题。”
前三个问题都还好理解，但最后一个骆永胜便有些不明所以了。
北伐契丹和治理黄河有什么关系。
虽不懂，但骆永胜没吭声。
现在的时间是属于寇凖的，他没讲完之前，骆永胜不会贸然开口。
“这第一点便是国家的财政问题，我大楚眼下刚刚平定天下，万里江山都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动刀兵，不智。
何况，我大楚的财政很良善吗？
我看不然。
均田地、平徭赋、免苛捐杂税，这是让利于民，是藏富于民，百姓的生活确实会变好，国家的元气也会快速恢复，从长远来看，五年内，我大楚就有望追上甚至超过宋咸平年间。
但同样，这也会导致我大楚的国家税计很难在五年内达到宋时七千五百万贯的水平。
诸位臣工，七千五百万贯多不多？若只是用来打仗，打十次北伐都够了。
可是这七千五百万贯要用在整个国家身上啊。
何况，咱们五年内还未必能达到七千五百万贯的收入啊。
国家那么大，这里用一点、那里用一点，官员的官俸吃掉一笔，几十万大军的兵饷吃掉一笔。地方重建家园再用掉一笔，还能剩下多少？
国家总得留下一部分备患，万一哪里闹了天灾，赈灾又是一笔。
最后能够用到兵部、工部兵器司手里的钱依老夫看，怕是五百万贯都没有。
没钱、没粮，这个仗他就打不成，后勤的问题解决不了，再厉害的名将、再精锐的士兵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若是北伐的兵少，仗很难打赢。
去的一旦多了，辽军也会玩坚壁清野，韩德昌这个人打仗的水平没多高，但脑子却不笨，要不然辽廷也不会放任他在燕云搞两套朝廷的建制。
那个时候辽军坚壁清野，派出来去如风草原骑兵袭扰我军粮道，咱们去多少人就得死多少人。”
韩德昌这个南院大王可不是白当的。
他在燕云十六州，就是辽廷推到前线防备中原的定海神针。
谁要是小瞧韩德昌，或者小瞧辽国，那就会重蹈高粱河车神的覆辙。
第一个问题抛出来之后，寇凖紧跟着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现在我大楚虽是统一了天下，但这个天下并不稳定。
大量原住在城中，风评恶劣的地主豪强为躲避朝廷的清算举家逃出城，盘亘于乡村，暗通款曲、密谋串结和地方府县进行相抗。
而眼下《大楚法典》行将颁发，老夫直言望大王赎罪，此法颁行之后，地方不法狂徒只怕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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