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铮说道：“为何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国防科研工作取得了这么多巨大的成果呢，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央和中央领导，尤其是周总理，对这些国防科研单位实行了特殊的保护政策，中央明确规定不允许这些单位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允许他们利用工作时间搞运动，也不允许外部的造反派染指这些单位和批斗这些单位的专家和领导。 ”
“啊，那就是说，中央不允许这些国防科研单位搞政治运动了？”吕大钰问道。
张铮说道：“你说得不错，当时中央的确是这样规定的。1966年9月，是文化大革命展势头比较猛烈的时期，周总理在京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家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他在会上代表中央郑重宣布：中央决定，军队、工厂企业、科研院所、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得组织红卫兵，要确保科研、生产不受影响。他并进一步明确指出：专家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他们在思想上有点小毛病，党和政府也会充分相信他们，并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各位，看到了吗？中央和周总理不但明令禁止科研单位尤其是国防科研单位搞运动，而且在保护专家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
“哦，怪不得有相当多的专家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呢？原来是周总理在保护他们呀。”吕大钰说道。
张铮说道：“可不吗，1967年，局势更加混乱了，当夺权风潮刮到国防科技领域时。周恩来为了保护专家和国防科技骨干不被冲击，确保国防科研项目少受影响，便想方设法阻止‘造反派’在国防科研单位夺权。为此，他在一次会上强调：与国防工业相关的各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以外，一个也不能扣留，不能批斗。不经中央批准，任何人罢他们的官，都不算数！总理的言辞警告，让那些造反派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大批领导干部和国防科研人员在总理的全力努力下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其实也不是太好，他能做到这样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吕大钰说道。
张铮继续说道：“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总理既要支持当时的政治运动，还要保障国防科研的顺利开展和保护相关的科学家、专家，他所承受的压力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保护国防科研的问题上，他反复告诫有关人员：这些工厂和科研院所都是国家的绝密单位，对国防建设和战备极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绝对安全，保证其连续生产不间断。这些单位的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串联，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
在保护尖端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方面，周总理对在这些科研单位进行军管的人员强调：你们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这些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如果这些人生意外，我是要找你们算账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一些处境困难的专家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由此可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保护国防科研和专家方面是多么竭尽全力呀。”
“你说得不错，他老人家作为国家总理、中央副主席，既要遵从中央的决定，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还要竭尽全力抓生产、抓建设，保护领导干部和专家，也真够难为他了。不过，幸亏有了周总理的保护，我们的一些尖端人才才得以活到今天。”吕大钰说道。
张铮说道：“是的，钱学森老先生的一席话最有代表性了，他是这样说的：‘文革中，我们这些科研人员都是受到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和我们很多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张爱萍爷爷、华罗庚爷爷等人好像也都说过类似的话。”吕大钰说道。
张铮说道：“你说得不错，张爷爷是这样说的：每当造反派准备揪斗我时，都是总理及时派我执行任务，避开风口浪尖，救我于水火；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爷爷是这样说的：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是197o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和病体，仍然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使我避免了被造反派揪斗；著名科学家梁思礼是这样说的：我父亲梁启被认为是‘保皇党头目’，我又在美国学习、生活8年之久，多亏周总理指示予以保护，否则我肯定是挨不过这场运动的……。尽管周总理保护了很多人，但毕竟他也有力不能及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知名的尖端科技人才，在文革中被打死或被迫自杀。”
“张兄弟，你说得不错，文革中被杀或被迫自杀的著名人物多了去了。”吕大钰赞同道。
张铮说道：“据我所知，我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两弹元勋之一的姚桐斌，就是众多被活活打死的著名科学家之一。他是周总理亲自从德国请回来的尖端科学家，他是被造反派用钢管活活打死的，死时才46岁。
著名科学家赵九章，被称为‘华夏国人造卫星之父’，是科学院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他的资历和地位可以比肩钱学森。文革中，年老体弱的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当他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他得知了姚桐斌被活活打死的死讯，他绝望了，他要以死抗争，1968年1o月1o日晚，赵九章把平时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静静的去了天堂，离开了那个让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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