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其哲学中心便是理、天理。一亿个人组成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这个国家最和谐稳定，这是就天理，而即便在后世。人们也知道大我与小我的分歧，个人与国家的分歧，要从小我至大我，个人肆无忌惮的**，就必须被压制和引导。
人的本身，乏善可陈，他也是可能性无限的动物。但仅以社会构成而论，最坚固的社会是什么呢？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最为严格的阶级，但是数千年来，他们国家连一个说得出的起义都没有，何其牢固。儒家在厘定规矩的同时，实际上保留了人们往上走的路，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够脱颖而出，甚至希望在“某一天”，天下大同、人人如龙。也是因此，中国在那几千年间，创立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静死寂。
而对于大儒来说，创立一个学问，有他们本身高深的内涵在内，求的是知己。那时候讲学问，有个愿打愿挨的准则，你愿意学，我才告诉你，你不懂，那多半是你愚钝。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圣贤追求的最高状态，所谓人欲，并非**，而是私欲。他们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怎样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其中当然也有种种苛刻之处。但作为普通民众或是平头百姓，未必能够明白“为什么”，那好，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到最后，框框条条剩下了，道理上理解的人，却并不多。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能理解的，我告诉你道理，你理解不了，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理学的条条框框，从来就不是一种人性或学术上的退后，在学术上，它是一次飞跃性的进步。条条框框越多，它确实让人们失去了某些血性，可草原上的汉子茹毛饮血，最有血性，谁愿意去当呢？自理学之后，儒家真正找到了一条贯穿始终的灵魂和基因密码，以至于此后数朝，朝代更迭，儒学却始终不灭，因为不用儒家，就没法治国。
及至王阳明的心学，其核心是“知行合一”，这同样是作为圣人的最高追求，是对于善、正心诚意这些概念的最高追求，但相对来说，用作治国，他没有“存天理灭人欲”来得有意义，这只是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只能算是纯学术发展。当然，在后世它甚至被曲解成“我们要如实面对自己的私欲”“杀伐果断直面本心”，则是最为滑稽的一件事了。
王阳明之后，最后的一个大儒是曾国藩，他的学说重修身待人，由于当时的世界环境，也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只是一场数千年唯有之变局不久便止，儒学被推倒在泥坑之中，他的学说，则只影响了包括毛公、蒋公在内的一大批上层领导人。而所谓圣人、君子到底有多高呢，从曾国藩的一件事里就可以看出：他曾经效仿曾参，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此每天坚持，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导致耳鸣、眼蒙，在自我反省中吐血晕倒，因为思虑过甚。而这种严格三省吾身的准则，也是到他老年才能够达到。
及至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究其根由，在于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人可以使出几十人几百人的力量，可以创造以往几十几百人的生产力。而在之前的社会，无论如何，一个人，就是当一个人用的。儒家也好，种姓制度也好，都是属于这种前提下的人治，如果没有科技的推进，它们几乎可以永远自洽。
但科技的发展要求人膨胀自己的私欲、渴望，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本人治的本质。不被禁锢的人性才能发挥出令人咋舌的巨大光芒，当然。后来变成“不被禁锢的积极向上的人性”，后世美国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的文人精神，无不由此中心而来。
儒学终于被推翻了——它也确实该被推翻，但中国人的根子上有着太多儒家的烙印，以至于后来旧文化被统统推倒新文化未生时，有着太多的阵痛。而后世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依旧与西方存在太大的差异。
国人分析事物的方法是由整体到部分的，而西方的科学分析法则由部分到整体，这就是所谓中西方思维形态差异的核心。但由整体到部分。首先需要一个成型的整体。若没有，则只能想当然。而由部分到整体，则只需要严格的逻辑拼凑，不管最后的整体是什么样。总之都可以动起来。这导致了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整体差距。
而在社会基础上。西方的自由精神核心在于先讲理。也就是说，先规定每个人有多少的权利，而后厘定美德。譬如说一艘救生船眼看载了太多人要沉，有人还要上来，你可以将他推下去。这是道理，无人指责，理所当然，你若冒着生命危险依旧救他，这是美德。而在国人方面，首先厘定太多太多的美德，你应该退让，你应该不争，你应该如何容让地对待他人，让社会和乐融融，哪怕规定社会权利是一，每个人也永远只能得到零点七，每个人另外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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