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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卫到重庆以前，关于民国的书籍相当畅销，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一部接着一部，仿佛无穷无尽。少年时有关民国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记忆似乎也越来越远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国也好像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甚至于在看某些报道或者文章的时候，民国几乎就成了“小资”、“情调”的代名词。虽然还不至于“言必称民国”，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风尚，把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的秩事端出来晒一晒也成了大家的习惯。秦卫就曾看过一段儿描述，有关杜月笙的：
“红十字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不知凡几。又曾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同时红十字会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这里说的是1931年的事，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叫杜月笙！”
读完这几行字，一时间感觉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谁都知道杜月笙是青帮大亨。青帮在上海滩做过的事儿可不少，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赌和毒起家的。更曾经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残酷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不仅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还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人和工人群众。
这算是好人?
当然，杜月笙只是个个例。但细想一下，民国真的像后世描述的那么好吗？
秦卫自己都很明白，那许多追捧民国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个时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道民国就是个破烂的国度，别说没有后世被叫烂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光是某些地方政府还公开鼓励老百姓种植大烟，收取大烟税，就已经骇人听闻了。而民国所奉行的三**义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说白了，民国的自由根本就是乱世的自由，究根到底，其实也是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国呆了许久，秦卫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后世“民国热”的背后，借民国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背后，却可能潜伏一种精神危机，就像某位作家说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对民国的书写不乏妖魔化之误，那么后人对民国的追思、赞颂是否存在过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将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将其捧上美轮美奂的神龛，何者罪过更重？”
说到底，历史应该理性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后世人们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自由，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但其背后，其实也是有着**、战争等晦涩的背景。
当然，说这些都远了。
但秦卫在民国呆了许久，有一点却是极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没事儿找事儿，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正义的一方，却只会说，不会做的某些文人。而这些人中，其实也不乏那些铁骨铮铮之辈！对上这些人，就像是现代人对上了海瑞，在赞颂对方的清廉的同时，却又极度憎恶对方的“无能”！
而很显然，民国的文人虽然有不少清贫自守者，大多数却并不像想像中过得那以悲惨。
……
“明末‘东林党’，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总以为全天下都得照着他们的规矩转才算合理，却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痛骂了几百年的魏忠贤，以及魏忠贤所率领的所谓‘阉党’还不如……或许他们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己。毕竟他们都那么聪明，而且大多都很识时务！”
“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日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可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而最可怕的……当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可以让人泯灭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曾见过这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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