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姐读书是全家孩子中最好的，借了很多外国小说来读，能背诵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好些段落，作文总是得高分，得过学校运动会跨栏冠军。那是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狠抓教育时期。邓小平1975年下台，上大学成了泡沫，毕业生都得下乡当知青。小姐姐跟随母亲的船厂子女的指定农村，走的是很苦的四川宣汉，只产土豆，没有米吃。小姐姐盼着早点回城。母亲退休，却选了五哥顶替进船厂当工人，原因是五哥人老实，嘴有残疾，在农村不知要受多少罪。小姐姐隔了许久才调回重庆当了建筑工人，她一直对母亲心中有气。
家的概念对小姐姐而言，从来就轻淡。她心里早就对此失望，寄希望于爱情，她把爱情看作了家。她追求爱情，肯付出全部生命。
儿女逞强后面的无助，父母看得一清二楚，即使是儿女到立命之年，在父母眼里，他们也是同样的人。
母亲晚年也从未过问我的婚姻，记得她对我说过一次，“去什么外国呀？你去了就算了，为何把小姐姐也弄去？妈妈想看你们都看不到。”
母亲的口气中隐藏着对我的不满。
母亲知我一向叛逆，在早些年，我是一个小女孩时，她就明白，我不听她的话。我离家出走，哪怕上了中专，有了工作，后来辞掉工作，到处鬼混，她就明白我在处理个人问题上专门对着她干。有一次，我带一个男朋友准备回家，在过江渡轮上，我越看这男朋友越讨厌，不想让母亲看。轮船到了南岸野猫溪码头，我对男朋友说：“亲爱的，我变主意了，不想去家里，我们坐同一艘船回去。”男朋友觉得受到侮辱，在一家小餐馆喝醉酒，说了一夜话，把不满发泄出来。
还有一次，我走投无路，心情异常压抑，坐收班轮渡，带新交的男朋友回家。母亲已睡了，我敲开她的门，告诉母亲我结婚了。母亲在堂屋搭板板床，让出房间和她自己的床。
母亲让那男朋友避开一下，压低声音说：“结婚大事，应该先告诉妈妈一声，你看那人右手在抖，不好使，有病吧，以后在一起生活啷个办？”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想也不想地回答。
母亲说：“你还是恨我？”
我说，“我恨这个世界。”
母亲说，“你这样回家，不算回家，我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你该学会爱，有爱，你就会快乐起来。”
我说，“那你就当我没有回过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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