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他们也上了楼。二层楼三层楼全是人，四层也是，母亲的房子在五层，全是家人，都在窗口和走廊栏杆前看和尚念经。大姐夫把女人让进屋去，给她倒水，很是客气。
“六妹，不认识了，我是春姐。小时我背你过老厂那匹山。”女人声音压得极低。
我朝她伸出手，她双手握着我，我还是想不起来她是谁。
大姐夫说春姐在母亲的船厂运输班里做过，故此认识母亲。巧在春姐的妹妹是他的前妻，有一个日本母亲。1953年政府下令驱逐在重庆的日本人。春姐他们住在中学街，一共三姐妹，父亲原是个教书匠，一家子和日本母亲生离死别，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大男人拉着日本女人不放，不让公安人员带她走，人人看了都掉泪。1973年政府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后，日本母亲要把三个女儿办出国，大姐夫那时与她的妹妹婚姻关系破裂，离婚了。可是两个姐姐一直与他关系不错。后来其中一个姐姐——春姐回国发展，在重庆城中心两路口开了一家日本料理。重庆人不喜欢日本调料，开一家倒一家，可春姐这家，经营得当，又增加一些重庆人喜欢的菜品，生意倒是跟得走。她听大姐夫讲，他的丈母娘去世，就赶来送丧，顺便想看看我。
“六妹呀，小时你特别喜欢我，只要我一人背你，连你妈都不要。”春姐回忆道。
我说，“有点印象。”
春姐看着我，眼睛湿透，她坐得离我很近，身上有股很好闻的味，和母亲身上的味道很像。那是母亲未老前的气味。小时我想她背我，有可能就是她身上有这股母亲的味道。
和尚们念完《地藏经》，开始念《金刚经》。
我听着那奇特的声音，感觉胸口没先前那么堵塞得慌。感觉有光照耀过来，那些光中有个踩高跷的人，头戴着曼陀罗花冠，朝我走来，向我低眉注视。
“时辰到了！”大肚猫的声音响起来。
我倾身往下看，三哥在对管事的和尚说着什么事。和尚们纷纷躬身退出院坝和院外石阶，双手合拢，说“阿弥陀佛”！
三哥五哥还有幺舅也双手合十，向他们致礼。
3
做道场的和尚离开后，姐姐们议论开来。五嫂说，奇怪，和尚念经时，她的腿一点也不酸痛，背脊也如此，像有股气穿透全身，舌头有股甜味在奔涌。二姐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小姐姐有些心不在焉，她低着头在发手机信息。
大姐夫说，这次他开眼，整个南岸区恐怕只有母亲才有和尚念经这种高待遇，母亲的亡灵，不管生前遭了多少罪，都会得到神灵保佑，得到超度。
他后悔他的父亲死时没这么做，就是倾家荡产也该做，也是对后人好。他的迷信比大姐还强。春姐说，日本人最迷信，从前家里死了人都要请庙里的和尚来，现在丧事从简，可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少了这做道场一桩。
大姐听了不太高兴，碍于有春姐在，没有发作。春姐说是要去楼下给母亲烧香，我们朝下走时，听见大姐在和大姐夫说，“你和她说不说？”大姐夫好像是含糊拒绝。
春姐跪在母亲灵柩前，给母亲烧了三炷香，又烧了一些纸钱。
我们下到院子大坝时，大姐也跟来了。春姐给母亲叩头，握着三束香，做完这些，她把一个红包交给我。我谢谢她，把红包交给三哥。
大姐挽着春姐的胳臂，说，女儿小米想见见她，说着把小米叫到跟前来。大姐夫也跟了下来，岔开大姐，对我说，“六妹，那你陪陪春姐吧。”
春姐想到以前住的中学街旧居看看。
没几分钟，我们来到中学街，她凭着记忆走到杂货铺店上边一幢木结构的房子前。锁着门，楼上两个窗开着，用一根铁丝相连，挂着大人小孩子的衣服。打听杂货铺的店员，店员说那儿住着一家三代，楼下住着老两口，楼上住了小两口。听见我们说话，好几个邻居从屋里出来，去问那店员我们打听什么。即使上了年纪的邻居，没一人认出春姐是谁，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个会打扮的女人。
当我问到春姐与母亲在船厂相处的那些日子时，她倒很愿意说旧事。
春姐下乡当知青，得肺炎后得以回重庆。病好后好不容易得到船厂的临时工作，那是1972年初，她在母亲那个运输班子当抬工，也把她分到母亲的宿舍里。
她拿着钥匙，提着铺盖卷进屋，不到一分钟，从对面放下蚊帐的床上蹦出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对着她就打，把她的铺盖卷扔到楼下地坝里。她吓坏了，抱着自己的头。母亲进门阻止，并让她去找房产科重新定房间。她后来被安排在同层楼另一间宿舍里，和其他三个女工一起住。
她们说，那个岳芸是个神经病，不和任何人说话。谁也不敢住她那间房，谁进去谁都会被打出来。
只有母亲一人例外。
母亲在那些女工心里成了一个神秘的人，不仅能与疯子相处，还有大大的坏名声。不过母亲对春姐很照顾，特别是春姐说以前就住在中学街，是那位日本人的女儿时，母亲对她更是亲三分。从母亲那儿得知，母亲住进那宿舍时，岳芸是个大学生，长相平平，不过对人有礼貌。岳芸开始谈恋爱，都要谈婚论嫁时，男方突然对她说，家里不同意。岳芸非常伤心，再也不理男人，也不理睬母亲，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岳芸非常忙，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她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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