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医生各自散落在周围，那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下可能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整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那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着。“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有整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那么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手术，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你来决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尽快，按照检测，病人的手术再不做，估计就没身体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屋顶。屋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担心轻生的人。
意外地，却有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按照默认的规矩，此刻应该彼此沉默的，但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他很想看，过年老家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母亲甚至不愿意陪我再进到贵宾室。她害怕到身体发抖。
签完字，那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授我一些准备：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越多愿望越好。“一个人求生的yù_wàng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更多是靠你们。”
傍晚依然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而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那么小。”
他着急了。
又顿了口气：“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出来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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