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提醒：“厚朴，你最好不要和同学们说你名字的来历。”
“为什么？”他转头问我，脸上认认真真地写着困惑。
“因为——”
我实在说不出来：因为世界不是这样的。
他果然、终于还是说了。
班级的第一次聚会，他喝了点酒。这大概是他的人生第一次喝酒。
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人，才会动辄把自由挂在嘴边。
他的脸红红的，口齿有点不清，最后描绘到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加重了口气，甚至因为酒劲的缘故，还夸张地跳了起来——“有这么大一面世界地图。”
一片哄堂大笑。
或许是喝了酒，又或许厚朴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嘲笑这样的词，同学们的大笑反而让他像受了鼓励一般越发激动了。他开口唱了一首英文歌，好像是bigbigworld。唱完后他郑重地宣布自己要尽可能地活得精彩，还矫情地用了排比句：“我要谈一次恋爱，最好马上pò_chù；我要组建个乐队，最好再录张专辑；我要发表些诗歌，最好出本诗集；我要我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最好现在就开始精彩。”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概以为自己是马丁·路德·金。“多么贫瘠的想象力，连想象的样本都是中学课本里的。”我在心里这样嘲笑着。
厚朴的言行果然被当作谈资到处传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点都没在意。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谈论是嘲笑，甚至可能以为这是某种认可。
去食堂的路上，有人对他意味深长、不怀好意地“呵呵”笑，他直接冲过去，双手搭在人家肩上，“兄弟对我有好感啊，那认识下？”反而搞得那人手足无措，仓皇而逃。调皮一点的，看见他走过，就模仿着漫画里的角色，双手高扬大喊：“热血！”他也开心地跟着认真地欢呼起来：“为青春！”
我在一旁看着，总觉得尴尬。
出于担心，又或者出于好奇——这样的人会迎头撞上怎样的生活——我有段时间总和他一起。
我终究是务实和紧张的，我开始计算一天睡眠需要多少时间，打工需要多少时间，还有赚学分和实习……这样一排，发觉时间不够用了。大学毕业之后的那次冒险将决定我的一生。高中时父亲的病倒，让我必须保证自己积累到足够的资本，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还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这很难，就像火箭发射后，在高空必须完成的一次次定点推送一样。
厚朴不一样，他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
厚朴参加了吉他社——理所当然，毕竟他想组建乐队，然后他又报名了街舞社、跆拳道社——他甚至说自己想象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爱的情景。他是用嚷嚷的方式说的，生怕别人不知道。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充满着太多诡异的想象，跆拳道在他心目中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叛逆和城市化吧。最后他还报名了诗歌社。
他热情地拉我去各个社观摩他的“精彩尝试”。陪他走了一圈后，我觉得，吉他社应该更名为“想象自己在弹吉他的社团”，同理，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分别是想象自己在跳街舞、打跆拳道和写诗歌的社团。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这些社团或许更准确的描述还可以是——通过假装弹吉他、跳街舞、写诗歌来集体自我催眠，以为自己变得现代、时尚的邪教组织。
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大一，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两个学期都拿奖学金——生活费都从那儿来。打一份工，争取第一年攒下三千块——为毕业找工作备粮草，然后进报社实习。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就这样，我和厚朴朝两个方向狂奔，以自己的方式。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面试是厚朴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没有祝贺，而是摇头晃脑地说：“父亲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一个常青藤毕业生到某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那企业的董事长问他，你大一干吗了？那学生回答，用功读书。大二呢？认真实习。大三呢？模拟现实试图创业。你挥霍过青春吗？没有。你发泄过荷尔蒙吗？没有。然后那董事长就叫那学生出去，说你还没真的生活过，所以你也不会好好工作，等补完人生的课再回来吧。”
我知道他想借此告诉我什么，但这故事一听就真伪可疑，厚朴竟然全盘接受。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见我没反驳，接着宣布：“我要组建乐队。”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又似乎是对我的示威。
开学后没多久，一家台湾连锁的咖啡厅在我们全校招收服务员，要求有三个：长相端庄、谈吐有气质、身材标准。一个月工资一千，可以根据具体课时调整安排工作时间。他兴冲冲地去面试并拉我作陪。乌泱泱的一群学生，都极力想象着高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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