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勇
我特别注意虹影的小说,大约是在2000年,那时她因为小说《k——英国情人》而陷入一场官司。那场官司好像和凌叔华有关,而我当时正在写一篇论文,讨论凌叔华的《绣枕》和严歌苓的《红罗裙》。我顺便读了《k——英国情人》,也读了她先前的《饥饿的女儿》,感觉十分震撼。《绣枕》和《红罗裙》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相隔了差不多六十年,中国女性在yù_wàng表达的方式上有一种潜在的轨迹耐人寻味,虽然凌叔华的女主人公是在军阀时代禁闭在幽暗的宅子里,严歌苓的女主人公在八十年代走到了时尚的美国,却都同样困在了某个狭窄的界域,只能依靠衣饰来曲折表达隐秘的yù_wàng。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让我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条传统,就是庐隐《海滨故人》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女性以“自传”的方式率真地表达自己的yù_wàng。然而,这个传统也无法说明虹影小说的意义。女性yù_wàng在庐隐、丁玲那里,虽然率真,但还是被包装成了一种比较情调式的东西,转化成了某种流荡的情绪。而在虹影的笔下,再也没有扭捏、含蓄,而是直接、自然,是人性深渊里的一股瀑布,奔流不息。从庐隐《海滨故人》、凌叔华《绣枕》,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再到虹影《饥饿的女儿》,可以清晰地读到关于女性yù_wàng叙述的中国谱系。
当然,虹影小说的价值,不只是比丁玲们更直接而已,更在于她的视角不是停留在自己情绪的表达,而是涌动着身份迷失的焦虑。虹影小说里对于女性yù_wàng的表达,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任何qíng_sè的挑逗,在于虹影的yù_wàng,不是一种简单的身心悸动,而是她作为一个现实中的私生女,一直萦绕不去的身份迷失的焦虑。有人指出“私生女”是虹影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情结,虹影是这样回应的:
我想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我的作品,因为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我被命运指定成为这么一个人,或者是成为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或者是成为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子。我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跟我母亲最后决定要把我生下来,我的成长背景连在一起,由此可以解释我所有括写作,甚至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跟这个身份相关,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写括女性主义的“上海三部曲”那样的书,也像《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这样跟自身相关的书,都跟“私生女”这个身份相关。
所以,虹影从早期写诗,到20世纪90年代定居英国后,陆续爆发出《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小说,一直到最近的《奥当女孩》等一系列“童书”,在我看来,显现的都是一个失去了现实身份的女性孜孜不倦地寻找自我的旅程,这个旅程从早期的诗的迷茫、到小说的狂暴、再到童话般的沉静。恰恰是一段精神觉醒的旅程。所以,在虹影小说里,yù_wàng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藏在深处的是她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找不出像《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那样的如此深入如此痛楚地追寻女性自我的小说。
我之所以用了“震撼”形容我当初读《饥饿的女儿》的感受,是因为虹影的小说不仅写了女性的自我追寻,还把角度聚焦在“母亲”身上。虹影说她写《好儿女花》是因为自己做了母亲,是写给女儿看的。虹影后来对记者谈道:
“没有女儿之前,我的生活目的,如同博尔赫斯《失明》里谈到的一样: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命运首先就是文学。他还说,将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和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所有这一切都将变成文字,特别是那些坏事,因为幸福是不需要转变的,幸福就是其最终目的。一个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作家,恐怕皆是如此。可是我有了女儿,一切都改变了。尘埃落地,菩萨低眉含笑。我首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一个母亲,她可以承受的东西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一个失败者,就像我的母亲生前一样。”
虹影的小说指涉母亲、自己、女儿,透过女性宿命的社会角色,虹影创造了汉语写作里母亲叙述的另一种范式。冰心的慈母形象,一直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学套话。而一些男性作家笔下受难的母亲,则是另一种文学套话。张爱玲可能是汉语写作里第一个触及母女之间隐秘情感的作家,但写得十分隐晦。虹影则把张爱玲隐隐触及的议题写得淋漓尽致,惊世骇俗,彻底颠覆了关于母亲叙述的既定话语,呈现了一个人性深渊里的母亲。这个母亲形象,不论是流言蜚语里的坏女人,不论是有很多情人,不论是坚强地生下婚姻外的孩子,还是晚年的捡垃圾等细节,都震撼我们的心灵,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母亲形象:受难,爱,以及尘世的残酷、情欲与道德的波澜,都在这个形象里清晰地折射。
虹影把母亲的历史置于大时代里,既是个人的史诗,也是时代的史诗。1949年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历史,在一对母女的个人历史里充分展开,再一次显现了文学的记忆力量。她把这个时代个人的饥饿感上升为时代的饥饿感,确实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
《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之后,虹影开始了另一个童书系列,第一部是《奥当女孩》。这个系列表面看是写给孩子看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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