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爆发的尖叫声，从莱斯特广场那些系保险带坐转椅的人嘴里发出。维维安看着悬在半空东倒西歪的倒挂的人，说她最近搬了家，在哈姆斯苔德，离地铁很近，正缺一个室友。她问她愿不愿意和她同住？一个人一个房间，共用客厅卫生间厨房。
恐怕我付不起这样的房租。她知道这种房子一个月起码得要四百镑左右，加上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会更贵。她只能婉言谢绝。
维维安笑了，耸了耸肩，她能理解。为什么不去看看？维维安劝她。
她笑了，苦笑。她在唐人街任何一家店铺餐馆打半工，一个月下来工资不到五百镑，仅够乘车吃饭住最差的房子，幸好教授答应她，明年全免或免一部分学费——作为奖学金。
维维安将电话号码写给她，让她给她打电话，说不定你会改变主意，房租其实一点不贵。
但愿我有这钱！她放好维维安写下电话号码的那页纸说，笑着告别，这个叫丹尼的男人住在哪里呢？他的眼睛一直在维维安身上，很爱维维安的样子。
广场上，高大的铁狮子四周逗留着各式各样的人，而他们的四周是各式各样的鸽子。黄昏，仿佛一只巨大的鸟张开宽大的翅膀，遮住晚霞，露在翅膀外浅黄色的晚霞，正一点点被这只鸟吞食，变为淡黄，随着翅膀的抖动，时而显出一大块橘黄色霞光。
她站在国家画廊希腊式柱子间，俯视广场边上的车道，一批又一批的汽车，围着广场打转，各自寻找环形路上自己的出口。
下了国家画廊门前的石阶，她从右侧人行道跨过斑马线，走向喷水池，水花从塑像嘴里吐出，轮回往返。池子边沿湿湿的爪印，像鸽爪又像人的手指，重重叠叠难以分清。沈远托人带给她一封信，说朋友看见她在“匡记”，才找到了她，想与她谈谈，要她到纳尔逊纪念碑下等他。
揉成一团的信纸，在她手里越变越小，有什么好谈的呢？她从他那儿搬了出来，独自闯荡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一间房子，也是阁楼，屋顶，最低处得弯腰，和餐馆里两个广东女佣人住一起，房租一人一周二十镑，一月八十镑，水电煤气费另算。好在离唐人街不太远，半夜下班不必叫出租车，可以搭伴走回家，她们只讲广东话，她默默听着，听懂的，心里学几句，到英国留学还学广东话，真是难言的悲哀。挺住就会熬到头？但愿如此！学英国艺术史写论文读学位是为了生存，学广东话打工也是为了生存，后者更能生存下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一个背着旅行包的游客，端着摄像机，对着她身后的喷水池。她走到一边，这时沈远正好跨过人行横道，经过卖爆米花的车。她只当没看见。空气里还有鸽子屎的腥味，也有爆米花的甜香。游客慢慢增多，灰黑的云层出现在天边。
沈远气喘吁吁，说地铁中途停了下来。警察接到电话，说有人安放了炸弹。自然是虚惊一场，白白误了一个多小时。他见到她，很高兴。可他的眼睛告诉她，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有意穿了一件她送给他的紫色灯芯绒衬衣，人既没瘦也没胖，潦倒落魄的神态始终依旧。走了这么多天，为什么一个电话都不打给我？他的关心，使她有些心动。我特别想回国去！她淡淡地说。那个南方城市，那条江，那石块铺就的小巷，走在上面，声音清脆悦耳，相比现在，那时真像广场上的鸽子，飞则飞，停则停，自由自在。她出来留学其实不过是自讨其辱自求沦为二等公民。
圣马丁教堂传来阵阵钟声。沈远停住脚步，说：真是的，谁不想回去？但回去得有条件。他承认自己是个懦夫、打肿脸充胖子也要说国外如何好。他取下眼镜，掏出手绢擦了擦眼镜，戴上眼镜之后，他望着对面比广场高许多的英国国家画廊，那是全世界唯一免费出入的大型美术馆。他说他有一天在高更的画前站了三个钟头，绝望耗尽了他以前对高更所有的敬意。他似乎觉得她没听，你在听我说？他恳切地请她听他说。
好的，我听着。她也喜欢高更，大学毕业她留校讲艺术史，高更、凡·高，凡·高、高更随他们在校园散步，一个孤独被几人瓜分，孤独就不那么可恨了。他们在房间里长谈，关于艺术以及如何把生活当作艺术来过。在中国的一切，仿佛都变得遥远起来。伦敦，这座多次出现在一个阿根廷作家笔下被损毁的迷宫，当她和他此时此刻置身其中，才真正看清了迷宫的颜色、厚度和像诗一样的音质、韵律，它仍然神秘。只能不知所措，只能晕头晕脑、毫无出路，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还谈艺术地生活，或生活艺术化，真太奢侈了！灰黑沉寂的天空逐渐升高，夹着一些暗青色。他是那种肯吃苦又能吃下孤独和寂寞的男人吗？他就读英国国王大学英国文学，研究d·h劳伦斯，并不了解女人，起码不了解她这样的女人，像一些d·h劳伦斯的研究者一样，或者像劳伦斯一样，生活总被他们自己弄成一团乱麻。
她对沈远说，他应该回国去，别空谈条件条件的。
何必呢？我们在中国躲躲藏藏在一起，费尽力气到英国才住在一起。他说得的确是事实。沈远搂着她的腰：别离开我，好不好？
她想抽掉他的手，却被他握住了。她摇了摇头，心想你来就和我说这些。油黑发亮的铁狮子变得模模糊糊。
他们远远看去像一对热恋中的恋人。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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