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站在讲台上的孙国英老师说，“任天水的反革命罪行不是偶然的，你们听他交上来的作文，全是放毒：
“老师说国庆二十四周年的节日快到了，让我们写作文。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啊想，我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爱他们。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婆外公。有一天，我问妈妈。妈妈说，爷爷奶奶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在乡下去世了。我算了算，不是一九六一年吗，怎么死的呢？爸爸说我的儿子和我一样，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爸爸难过地说，爷爷奶奶在乡下没饭吃饿死的。
“我相信爸爸的话，学校总让我们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忆苦思甜会，吃又苦又涩的野菜汤，我吃不下去，但一想到爷爷奶奶连野菜汤都吃不到，我一大碗就喝下去了。那么外婆外公呢？爸爸妈妈不说话了。真是太奇怪了。夜里听见妈妈对爸爸说：我爸爸妈妈一去美国二十三年，也没音信，恐怕难以生还。妈妈还哭了。
“我明白了，外婆外公难以生还，是说他们也像爷爷奶奶一样死了吗？我才不信呢，我长大一定要去找他们，我们在十一国庆节团圆，这多好啊！”太阳的余光使我身上的紫色布裙变得很淡，很柔和，跟这城市天气最好时天空的颜色一样。但我和丈夫脸上都像挂了一堵墙，家里像无人似的安静，只有吹风机的呜呜声在响。我刚洗过头发。
丈夫走了过来，说：“我来帮你。”他脸上的墙出现一扇打开的门，“我们好好谈谈，行吗？”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态度对我就好了。我把吹风机和梳子递给他。
他一边吹我的头发，一边说，杂志社刚开过会，传达中宣部关于调整文艺方针的文件，要收缩了，纠正思想，报纸出版社杂志社属第一拨整顿。我拔掉电插头，对他说：你有什么话直讲行不行？吹风机停了之后，房间是真的静极了。
那好，你别生气。我看了你的小说，又没经过你的同意。小说结局能不能改改？
我用一条花手绢把披散在肩上的头发束起来。
你写的那个班主任，她和任天水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任的母亲在五十年代是特级教师，而她评不上。在“文革”最闹腾时期她没报复，是她身体不好，一直生病，而任的父母有海外关系，做人小心翼翼，甚至躲到偏远的小镇去。还有一个原因，长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这样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写得很好。
丈夫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抽着烟，不让我有插话的机会：“那句反标，绝非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所为，是有幕后黑手，受人教唆，当然是父母。对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嫌疑犯，公安局岂肯轻饶，迅速查出任天水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美国，而是逃到台湾。这样的写法也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谈我的小说，那也得听我说话。”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丈夫熄掉烟，“我是编辑，天天看的稿有一打，什么样的小说题材没见过？但你是我的妻子，那就不一样了。”
“你不用说，我都懂。”我平静地说。他心里有气，我几天不理他，或许应说他有理由，“你不就是反对小说结局：任天水的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学校顶楼的黑房子里，让小小的任天水去送饭。你别心里有鬼，我不是写你，尽管你父母也被关起来过，你也送过饭送过水，但你们一家人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你这就明白了。”丈夫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请问，我天才的小说家，你的小说越写越疯狂，居然把你笔下的任天水父母置于一场大火中，甚至连送饭的任天水也不放过，他人小，力气小，喊叫没人应，打不烂锁住的门，看着父母被火活活吞灭，而不逃走，情愿自己也被火吞灭。这未免太残酷了吧？”
“‘文革’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我说。
“但不必照实去写。你笔下的班主任孙国英，哦，你了不起，用了真名，现在爬上区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万一上法庭，你有足够证据？”
同名的人多着呢？我感到自己根本不是丈夫的争论对手。
丈夫又笑了。“悠着点！伤痕文学题材早已过时。这篇文字略显平实，无助你的文名。还是写点轻灵淡雅的，诗意一些的。”他的手指敲着沙发，好像这桩事情已经不必多议似的。他转了话题，“我还想早一天当父亲。”
我再也坐不住了，目光触到桌上的铜猫，我把它拿在手里，站起身来。
丈夫看到我的脸色，许久没吱声。
“行了行了，你写你的，”丈夫恳切地说，“但至少答应我别直接点人名，把这个小说的结尾改得模糊一些，这起码的要求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我冷静地说，“我这篇小说不是作为艺术来欣赏的。最多不发表。但如果有杂志胆子大不怕事，敢登，我就愿意承担后果。”丈夫没再说话，我也没说话。时间仿佛隔了一会儿，可能相距很长。我的手在铜猫的尾巴上移动，神思恍惚，我对丈夫说：我的铜猫像是被火烧过？
“给你说了半天也等于零。成天火、火、火，有完没完？不就你小时遇见过一场大火吗？”
“我遇见过一场大火？”我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丈夫不以为然地说：“你小时住的那个地区发生过一场特大的火灾，烧死了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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