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经过了四年的卫国战争之后，联盟内部的军人利益集团的确是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以总参谋部为首的军人集团，确实是为红军系统争取到了不少的利益，当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很多问题上，即便是斯大林同志也不得不对军队做出让步。
比如说在战役的决策问题上，莫斯科战役之前，斯大林同志在这方面是占据着绝对发言权的，部队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是如何进攻，什么时候进攻，是否撤退，向哪里撤退，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需要由斯大林同志做决策，总参谋部在更多的时候，只是向他提出建议，却没有做决定的权力。
而在莫斯科战役之后，斯大林同志基本就退出了战役决策圈子，他很少再在那些有关战役决策的问题上发表个人意见，至少，他不会强行要求军队接受他的指令了，更多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还是在总参谋部的建议下，做出一个形式上的最终决策，说白了，就是总参谋部提出计划，他个人表示赞同，他也不是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不过，最终的决策，始终还是以总参谋部的意见为主的。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说斯大林同志受到了总参谋部的威胁，而是因为他自己认识到了自身的缺陷，指挥作战并不是他的长项，所以，更能接受职业军人们提出的建议了。
事实是，斯大林同志的这一点转变，对于联盟扭转战场局面，最终反败为胜，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一规则到任何时候都是准确的。
不过，与此同时，历经几年的战争，总参谋部在联盟军中的影响力，自然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显性，当某个人或是某个部门，能够长时间决定某项利益分配的时候，那么就会有无数人逐渐靠拢过来，最终以这个人或是这个部门为核心，形成一个牢固的利益集团——在几年的战争之后，总参谋部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存在。
因为这个部门能够决定战役如何进行，也能够决定谁负责指挥哪个地段的战斗，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系列的军队将领向这个部门靠拢，最终组构成一个虽然松散，但却具备足够影响力的军人利益集团。
在战争后期，斯大林同志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限制总参谋部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少的动作，而对朱可夫的打击，其实也是这些动作中的组成部分。
后世的舆论将斯大林同志对朱可夫同志的打压，定性为嫉贤妒能，定性为他对朱可夫同志个人声望的嫉妒，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因为斯大林同志对朱可夫的打击，才令总参谋部这个逐渐成型的利益集团，不得不在更多问题上保持谨慎，不敢踩过界。
不过，在维克托看来，斯大林同志对军方利益集团的打击，显然并不十分彻底，首先一点，在整个军方利益集团中，真正受到打击的，其实就只有一个朱可夫，尽管朱可夫是军方利益集团的首要代表，但对他的打击，还不足以将这个集团的发展势头按下去。其次，即便是对朱可夫的打击，斯大林同志做的也不够彻底，对于朱可夫这样的人来说，职务的升降其实对其影响并不是很大，尽管他现在被发配到了敖德萨，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敖德萨军区司令员，可一旦斯大林同志不在了，他很快就能重新爬起来。
说白了，就是只要这个军方利益集团依旧存在，其影响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削弱，类似朱可夫这样的人，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军方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勘察加半岛问题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当然，在维克托的认知中，军方利益集团目前插手的问题可不仅仅是一个勘察加半岛，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包括在黑海沿岸地区，包括在苏中边境等一系列问题上，军方利益集团都有把控话语权的yù_wàng，只是因为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权威在联盟内无人可以挑战，所以，他们的表现才没有过于的鲜明。
但是，维克托的心里却是有所预感，一旦在将来的某一天里，斯大林同志过世了，而接替他的人没有掌握足够的权威，那么军方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干预，或许将无可避免。
听着前方斯大林同志与莫洛托夫同志之间的交谈，维克托的心思却已经跑的很远了，他总结了一下，就卫国战争后的这一两年来说，联盟内部所蕴藏的危机就已经有很多了：
首先，战后重建问题中，因路线、偏重所引发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在维克托看来是非常关键的。尽管日丹诺夫同志在联盟中央所拥有的影响力很大，尽管国家计委始终处在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绝对操控之下，但对于战后经济发展领域的侧重点问题，日丹诺夫与沃兹涅先斯基等同志的观点，依旧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受美苏矛盾以及联盟复杂外部环境的影响，联盟在四五计划制订过程中，依旧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放在了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对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轻工业，重视度不够。在维克托看来，这对联盟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其次，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在民族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这在维克托看来，是一个很致命的疏漏。联盟很重视对各类民族主义的打击，但却忽视了民族主义情绪在党内干部中的滋生蔓延。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克的，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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