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记得一句话，好象是宋太祖说的：“一个武将的为祸的程度，会远远超过同级过的文官。”
对于这句话，王明在心下，其实深为赞同。
如果自己不能实现对手下将领们的有效掌控，不能实现对手下军兵的严格管理，那毫无疑问，自己的将来，命运将会极其可悲。
就拿南明来举例，那宁南侯左良玉，雄踞湖广，拥兵百万，这样的人实力雄厚，地盘广大，本应成为朝廷柱石，成为国家的顶梁巨柱，结果呢，万万没想到，此人暗藏反心，肆意反叛，反过来成了南明的埋葬者。
左良玉如是，那江北诸镇，除了黄得功外，亦皆如是。
可叹南明花费了巨额钱财，最终却是培养了一批叛贼，培养了一堆敌人，这样的时代悲剧，王明决不希望，将来会在自己头上重演。
不能受控，甚至反客为主的部下，对于上司而言，是一把随时可能伤及自身的双刃剑，也是一只随时会反噬主人的恶狗。
《韩非子》中就曾说过，鞋子再好看，也只能踩在脚下，帽子再破旧，也要戴在头上。君天臣地，上下尊卑，等级有差，乃是国之序统，万万不可倒置。
可见，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明渐渐不能控制将领，而是如南明的那些藩镇一般失去控制任其胡为，那么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辛苦打拼，最终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而已。
其实，对于手下将领的管控，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都在心下十分关切之事。
不说远的，就以先前的崇祯皇帝为例，他为了管控各地军镇，就曾派出亲信太监，前往各处军镇作为监军，以求管控当地的军队将领。
《明通鉴》中记载，崇祯曾向朝臣解释自已外派太监监军的苦衷，他在谕令中说道：“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委之以大小臣工，然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慎者又迂疏无通，此士大夫之负国家也。朕不得已，方用成祖监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乃一时权宜，欲诸臣自知省也，以信朕之初心矣。”
令崇祯没想到的是，他这番用心，却是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崇祯以为，派出太监到军中充当耳目，便可以防止各处将领的欺蒙与谋逆，但他却没想过，这些人到了地方上，这点正面作用，远不能抵消其带来的祸害。
要知道，宦官们皆是刑余之人，虽有小部分忠心为国者，但大部分皆是只会擅长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暗谋私利。这样的人，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在外发财的机会罢了。
这些派出的太监，到了地方军队之上，往往只会一味的盘剥贪腐，祸害甚大，以至军怨民怒，其对将领的牵制监视等正面作用，因此被大部抵消。
明史记载，崇祯自身，因外派太监的必要性与祸害性如此交织难分，他自已也时常纠结于到底派还是不派的痛苦之中，以至于外派太监之事，定了又撤，撤了又定，反复多次，自已亦是心神俱疲，不堪其累。
可叹的是，崇祯这番操作，既无法实现监督管理各地军将的目标，又让外派的太监肆意荼毒地方，还让自已被后世贴上了一个重用内监的恶名。
崇祯皇帝的这番际遇，令王明现在想来，亦是为之叹息。
所以，王明吸引崇祯皇帝失败的教训，为有别于朝廷所立之监军，特成立监巡司一职。
他任命阎应元为司长，郭之麟为副司长，下面再从九江城中招募三十余名生员，补充为员工，以负责军兵的薪金分放，战功审核，教习军士，监视协助将领，报告部队动态等事。
看上去，王明这种做法，与宋代的以文驭武颇为相象，但其实又有本质区别。
因为宋代的做法，太过极端，极其压制武将，视每个武将都为潜在的造反对象，在使用文官统驭军队的同时，将将领地位贬低至奴仆一般的状态，而且不停地调换兵将，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严重后果，军队的战力自是极度下降，最终退化成不堪一击的状态。
更有甚者，如宋太宗，因为对手下将领严重不信任，甚至指定前线的将领，要按自已规定的作战地图与模式进行战斗，这样的战争结果，自是可想而知。
而王明的做法，则是借鉴了最为先进的现代中国治军模式，把这监纪司的人员职能与架构，基本是按现代军队的政委模式来配置，这样的方式，却是比宋代那种以文驭武的方式，要强太多。
他这般规定，使得将领只能负责领兵打仗，训练操整等军事方面之事，而其余将领的职能，被监纪官所拥有。如此一来，将领与监纪官各事其职，分工明确，既不影响部队打仗行军，又能使将领因为无法对部下施予威福，而失去裹胁部众的基础。这样的话，就算手下将领暗藏异心，亦是无能为力。
王明把自己这般想法，向阎应元与郭之麟二人讲述清楚之后，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刚向二人讲清楚这监纪司的职能与运作模式之后，二人竟然俱是踊跃支持。
毕竟，这二人俱是文官出身，对于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有着天然的警惕性，对于国内诸如左良玉之类的藩镇更是深恶痛绝，只不过他们局限于时代认知，对这样的情况，只能陡呼奈何。
但现在有了王明这个天才般的创意，二人俱是连呼妙计，立即同意。
阎应元更是连声赞叹：“太子所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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