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仅在两年以前，乔一成并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跟这所三流小学众多的小孩子一样，放学后大街小巷跑着疯玩，背上背着小弟弟或是小妹妹，在小店里两分钱买上几粒糖，糖纸都与糖块儿粘到了一起，没耐心的孩子就忙乱地一撕，连带没撕干净的纸一块儿含在嘴里，等纸被口水沾湿了再呸呸地往外吐，从不会想到成绩的问题，能够上个离家近的中学已经心满意足。
老师们也从不会想到要苛求孩子们怎样用功，他们长大了，也不过先待业，运气好的，进国营单位，运气不好，去大集体，或是干脆进街道厂子，不要再下乡插队就已经算是走运，生到好时候了。
老师们会趁着休息时间跑到附近的小菜场去买菜，然后在办公室里理好，以便下班后回家冲洗了就可以下锅，女教师们也会偷偷地掏出毛线来打，一起商量花样子。有时也读读报纸。
一九七六年，乔一成四年级的时候，他遇上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叫文清华的代课老师。
第一次见到文老师，那种感觉，让乔一成震憾得半天无法动弹，他这才明白，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男人。
与他所见过的所有的男性都不同的男人。
不像他的爸，每天以赌博为乐，也不像他的邻居，一到六月就打了赤膊，穿大裤衩趿着人字拖鞋，在院子里大声地说笑吵架，也不像他的二姨父，只知沉默地劳作，也不像其他的男教师们，灰扑扑的衣着，面容沉闷，时常抱怨，用方言授课。
文清华穿着白衬衫，和一件米色的列宁装，蓝布裤，半新不旧的布鞋，衣服裤子都磨得毛了，可是，却那么整齐妥贴，他的五官其实并不英俊，周身却扬溢着一种让乔一成感到陌生的奇妙的气息，慢慢地乔一成才明白，那叫书卷气。文老师戴着宽边的眼睛，温文地笑着，用略沙哑的声音跟学生们打招呼。乔一成觉得他干净得如同刚刚从井里汲上来的水，他面对着他，也时常会有久久看着水面时微微的晕眩感。文清华让乔一成突然间明白，原来男人也可以是这样的。
其实乔一成不知道，文清华也许还算不上一个男人，他不过是一个大男孩子，还未满二十岁。然而十八九岁对于当时不到十岁的乔一成而言，还是一个颇遥远的概念，他很少会想到自己长到那样大时会是什么样子。
从老师们私下的议论里，乔一成慢慢地知道了文老师的一些事。
文清华是来代回家生孩子的李老师的语文课的，他的父母都是解放初留学回国的大知识分子，母亲性子高傲倔强，文革时被逼得跳了楼，父亲却性格绵软，终于熬了过来，他的一家下放到不同的地方，只有他跟着父亲。刚回城时文老师的父亲曾在乔一成他们学校呆过一阵子，大家都知道，那个衣着破旧褴褛的微驼着背扫操场，坐在食堂极矮的板凳上帮着摘菜的老校工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曾是常青藤学校的博士，某著名大学的前任校长，一年以前，老头子离开了这个小学，而他的小儿子文清华一直待业在家，现在到学校来代课。
文清华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每一天他走进校园都会有无数好奇羡慕的眼光追随，而他自己前不自觉。
文清华虽然学的不是师范，但是他的课讲得极为生动，极标准的普通话，声音低沉而柔和，从不大声喝斥任何人。他还给孩子们讲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给他们讲长袜子皮皮和淘气包艾米尔，给他们读李白杜甫，大段大段地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背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孩子们太小，其实并不明白他背的是什么，却无一不沉醉在他的声音里。
乔一成几乎每一堂下课都飞也似地跑到老师办公室，趴在窗台上看文老师。
没有课的时候，文清华总是捧了书在看，他坐靠窗的位置，侧身挡住阳光以免刺眼，在身体拖出来的一方阴影里，专心地看书。乔一成只能看见他挺直的背。他穿了件略有些褪色的青色衬衫，外面罩了一件很旧的浅色的毛背心。乔一成从来没有见过身边的男人这样穿过，他们多半穿着旧的卫生衣，他们的毛背心多半是杂色毛线织成，只穿在外衣里。文老师大约是看得累了，转过头来，看见把脸贴在玻璃上鼻子挤得扁扁的乔一成，开心地敲着玻璃跟他打招呼，还没等他打开窗，乔一成就跑了。乔一成的成绩慢慢地越来越好了，越居全班第一，后来又成了年级第一。那个时候，他只是单纯地喜欢听文老师的课，打心眼儿里愿意跟文老师学东西。文老师说，你要好好念书，他便好好地念。
第二年，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这一年的冬天，全国五百七十多万在动乱里挣扎过来的年青或是不那么年青的人参加了考试，录取了三十万人。这里面，就有文清华和他的长兄与二姐，他跟他近三十岁的姐姐竟然是同系同班的同学。
文老师要走了，乔一成问他的数学老师，文老师去哪儿？
数学老师说，去上大学。
乔一成问，大学在哪里？
数学老师说，在南大。
乔一成问，那近啊，以后我也去，找文老师。
数学老师笑了，那是大学啊，全国有多少人可以进大学？那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得祖坟冒青烟才行。
文老师走的时候，乔一成下了好大的决心，才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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