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她那里我得知,苏联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建立了新概念武器研究机构,叫‘总参谋部装备长期规划委员会’,她和她丈夫就在这个机构的生化分部工作。我很想从她那里知道这个机构都做了哪些工作,这才发现她即使在酒醉中头脑也很清醒,对那些事情只字不提,一看就是一个在军方的秘密研究机构待过很长时间的人。后来我问多了,她总算给我透露了一项:这个机构曾对大量所谓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研究,试验让他们发现大洋深处的北约核潜艇。但这事早就不是秘密,在严肃的研究领域已成为笑柄。不过由此可知这个机构的思想是相当活跃的,这与3141基地僵化的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冷战结束后,这个研究机构被解散了,加上当时军队的境况很差,以前的研究人员纷纷脱下军装,到社会上去谋生,但立刻发现这很难,西方的一些类似机构趁机用优厚的条件网罗人才。她丈夫立即退伍了,他离开军队后,立刻接到杜邦公司的高薪招聘,对方许诺,如果她愿意来,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交换条件是新概念武器研究的资料。他们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她向他表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人,她也想摆脱目前的贫困,也想有舒适的住房和带泳池的别墅,也想每年去斯堪的纳维亚度假,也想让唯一的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方提供的优越的研究条件更令她向往。如果她是一名民用项目研究人员或者是一名一般的军用项目研究者,都会毫不犹豫地过去的。但他们所研究的一些东西已经不是那些可以在学术上公开交流的纯概念上的武器了,它们现在已接近实用,在技术上十分超前,在军事上具有潜在的巨大威力,可以决定下世纪各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她绝不能看到自己花费大半生心血研制的东西有一天被用来对付祖国。丈夫说她太可笑。祖国在哪儿?他的祖籍是乌克兰,而她的祖籍是白俄罗斯,她心目中的那个祖国已分成好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些相互之间已几乎成了敌国。最后她丈夫还是走了,女儿也跟着父亲走了,她以后的生活就充满了孤独。
“于是,我对她的亲近感又深了一层。我告诉她妈妈在我六岁时就在战争中牺牲了,以后,我就一直同记忆中的母亲一同生活,直到不久前,妈妈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么年轻。当我意识到岁月的流逝时,就开始在脑海中描绘妈妈年长的形象,但总也想象不出来;当我看到她时,这个形象突然清晰了,我相信,如果妈妈活到现在,一定像她。听了我这话,她抱着我大哭起来,哭着告诉我,六年前,她女儿和男友吸毒过量,被发现双双死在内华达的高级住宅中。
“分别以后,我们相互间就多了一份牵挂。在我为了球状闪电的事与陈博士去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时,就去看了她。她见到我的惊喜你是可以想象的,她仍是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冰冷的老年公寓里,酒喝得更多了,似乎整天都处于一种半醉状态中。见到我后她不停地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我让你看一样东西……她搬开一堆旧报纸,下面藏着一个外形很不寻常的密封容器。她告诉我,这是超低温液氮贮存罐,她那微薄退休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定期补充罐里的液氮上了。她家里放着这么一个东西让我十分吃惊,问她里面贮存着什么,她说那是她二十多年的心血结晶。
“她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苏联的新概念武器研究机构曾进行过一项全球范围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收集零散的新概念武器的想法和实践。首先是想法,收集的范围十分广泛,专业情报机构自不必说,很多因公出国的人员都顺便带有这类任务。这种活动有时到了可笑的地步——机构里一些部门的研究人员反复观看007系列电影,想从007带的那些神奇的小玩意儿上捕捉西方新概念武器的蛛丝马迹。另一方面则是收集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中新概念武器的实践,当时首选的当然是越南战争。像越南民间那些带竹签的陷阱之类的东西,它们在战场上的使用效果都被仔细观察过。而她所在的部门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南方游击队用蜂类作为武器。他们最初是从一些新闻报道上得知这事的,为此,她专程赴越南考察。当时美国正打算放弃越南,西贡政权已摇摇欲坠,越共在南方的游击战已演化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正规战,她要调查的这类奇特的作战方式自然不存在了。但她还是接触了许多游击队员,详细了解了这种武器在战场上的效果,结果发现新闻报道夸大其词,她访问过的所有使用过蜂类武器的游击队都证实,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杀伤效果,如果说它真有什么作用,那完全是心理上的,它使美军士兵更加感到他们进入的这片国土之陌生之怪异。
“但她却由此深受启发。回国后,他们开始用基因技术改造蜂类,这可能是基因技术在世界上最早的应用了。但头几年毫无建树,因为当时世界分子生物学还处于很原始的状态,更由于苏联在早些年对基因科学在政治上的压制,使国内在这方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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