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
没这回事。
根本没有。
潘教授明确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其父亲拟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组织上最后定夺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四
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高级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本人(老虎)、老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及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连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
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
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李宁玉)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想，反击开始了。
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开口。他的沉默让我感到好奇。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
他摇摇头，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
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发送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一条短信：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五
我不走。
我觉得一切才开始。
我借故还有其他事，换了家宾馆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显然，教授已经捷足先登，私下跟他们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们时，没有一个人乐意见我，勉强见了都跟我打官腔，对我一个腔调：
“行啦，别问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情况我不了解，你去问潘教授吧，这是他们家的事情……”
好像当年面对敌人审问似的，守口如瓶。
最后还是王田香的长子、王敏的哥哥王汉民为我揭开了谜底。四年前他被中风夺走半边身体的知觉，长期住在医院，与外面接触很少，可能潘教授没想到我会找到他，没去跟他串通。也可能是长期待在医院里，太孤独，王先生对我格外热情，有问必答。他告诉我，因为那个原因(对不起，我要尊重顾老永远为她保守这个秘密)，顾小梦一直没有结婚，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与变节的潘老结了婚。
其实，潘老变节是假，骗取顾老信任，打入国民党内部去卧底才是真。婚后，凭着顾小梦父亲的关系，潘老和顾老双双去了南京，顾小梦在国民党保密局任职，潘老在南京警备区政务处当组织科长。第二年，顾小梦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潘教授。南京解放前一个月，顾小梦又怀上第二个孩子，潘老考虑到一家人的安全，向组织上申请并获批准，他可以带家眷离开南京，去解放区。潘老把顾老骗上路，一走居然走到北平。当时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气数已尽，开始往台湾逃。潘老以为事已至此，顾老不可能怎么样，便对她摊牌，道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动员她加入共产党，开始新生活。想不到顾老坚决不从，毅然把身上的孩子做掉，抛夫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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