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确实不时记下自己的一点感想，评论等，以备以后使用，其中的一些东西还在我手上。
但是，由于我早年必须要密切注意我的生意，其后又有很多公务，这样我就时常把它往后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要求一个人投入全部的精力去做才行。
一连串没有预料的事情把这件事情拖延了下来，因此在现在为此还没有完成。
在这一部分，我本来打算阐释和强调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邪恶的东西有害并不是因为它在被禁止之列；它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本身是有害的。
单从人性方面来考虑，就算是在这个凡间，利益和美德也是统一的。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许多富商、贵族、国家和王侯需要诚实的人去做管理工作，而这种诚实又太罕见了。
），我努力使年轻人相信世间上除了诚实和正直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使一个穷人变得富有。
我开始所列的美德只有12项，但是后来一个教友会的朋友好心告诉我，大家普遍都觉得我很骄傲。
我的骄傲时时在我们的谈话中表现出来。
当我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不满足于仅仅正确，还很盛气凌人，甚至还有点傲慢无礼。
他给我举了几个事例来证实。
我决心下苦功在克服其它缺点的同时克服这个缺点或者说愚蠢的行为。
于是，我把谦逊加到我的计划里去，并且赋予其广泛的内涵。
我不敢吹嘘自己在“谦逊”方面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但从表面上看来我却进步不小。
我绝不说出直接和别人意见相反的话，绝不断然肯定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给自己定的铁律。
我甚至照搬“讲读俱乐部”的老办法来规制自己，不得使用诸如“肯定”、“毫无疑问”等等表示肯定的词。
我使用的替代词汇是“我认为”、“按我的理解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或者“我现在觉得”等等。
当一个所说的东西我觉得是错误的时候，我并不粗暴地驳斥他的意见以得到驳斥的快感。
我也不会立即指出他的陈述里面荒谬的东西。
我会对他说，据考察，他的论点在一定情况和环境里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好像似乎有点问题等等。
我不久就发现改变说话方式带来的好处了。
我和别人的谈话进行的更愉快了。
我谦逊的谈话态度使得我的意见更容易获得他们的接受和更少的抵触。
我讲错了话也不会引起什么羞辱。
当我的意见碰巧正确的话，我就更加容易地让对方放弃了他们的错误而和我站在一起。
这种方式，起初做起来觉得十分别扭，后来渐渐适应，渐渐习惯了，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50年没有人听我说过一句武断的话吧。
在我早年，我提出一个建立新制度的建议，或者修改旧制度都能获得大家的采纳，后来成为议员后在公众中也颇有影响，我想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我谦逊的品质（抛开我诚实正直的品质来讲）因为我不是个雄辩演说家，选词造句总犹豫不决，在言语上很难表达我正确的思想，尽管如此，我的主张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
其实在现实中，人类的自然情感没有一种比骄傲更难驯服的了，尽管我们欺骗它，与它斗争，把它打倒，闷死它，高兴的时候想怎么修理就怎么修理它，可是它却依然存在，还不时地冒出来炫耀炫耀，简直难断其根。
比如，甚至像我这样自认为已经完全克服了骄傲的人也许由于我的谦卑而又骄傲起来。
（以上写于帕西，1741年）
1788年8月，现在我在家里开始动笔了，许多笔记大多已在战争中散失，因而不能写的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然而，所幸还找到了下面一些。
这个计划看起来是正确的，就这里所给出的计划和对象而言。
它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是以下的片断，并偶然地保存下来。
1731年5月19日，在图书馆，我观察到我所阅读的历史。
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如战争，革命等大都由政党推进或影响。
这些政党的见解大都代表了他们当前大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正是他们要着手获取的。
不同的政党之间的不同政见是混乱之源。
当一个政党在实施他伟大的蓝图时，党内每个成员心目中都有权保留他独特的个人利益。
在政党获得他的较大的目标后，每个成员如果都坚持要求得到他的那份利益甚至不惜践踏他人的利益，这就会给党造成分裂，因而也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政界中的人是很少只从国家利益这一目的来做事的。
尽管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国家真正有好处，但是人们仍然会从整体上看个人和国家利益，并不纯粹的是出于爱国热诚。
在政界中能为人类利益服务的几乎少得可怜。
在我看来，当前很有必要把各国有德行而又善良的人组成一个正规的团体，名为“联合道德党”，由明智的，恰当的理论来领导，党员们要服从这样的党章。
这些善良而又明智的人，如果和普通人遵守普通法相比，当然能更自觉地遵守党章了。
目前我认为假如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试办这样的党，他必然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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