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过了些时候，学院理事会从州长那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大量的捐款，地主们也捐了土地，州议会到现在为此也捐献了不少资金，理事会的基金多了起来。
现在的费城大学就这样成立了。
我从开始一直是其中的一个理事，到现在快40年了。
看到许多青年在这所大学里受到教育，能够以卓越的才能显名扬姓，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摆脱了私人业务的经营，当时我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足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哲理的探讨和欢度晚年。
我从思朋斯博士那里购买了他全部的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
我很快着手做电学的实验。
但是公众却认为我是个悠闲人，因而就抓住我来做事，政府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
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做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
州议员这个职位特别使我乐意，因为我厌倦了孤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的处境了。
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多么的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来解闷。
而做了州议员就不同了，我认为在这个职位上我可以作出我更大的贡献。
当然，如果说我对这些荣誉无动于衷的话未免有点虚伪，这些社会地位对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确实感到很光荣，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自发称赞，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钓誉得来的。
治安法官我试着做了一下，我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这个工作仅凭我那点肤浅的习惯法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渐渐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务。
每年我都当选州议会，连任10年之久。
我从不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
在做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要与印地安人在卡莱尔谈判，州长送了个咨文给州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指定几位议员同参议会中的一部分参议员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
州议会就指定了我和议会长（诺里斯先生）去，我们就奉命去卡莱尔会见了印地安人。
印地安人十分好酒，喝醉了酒后就发酒疯，吵吵闹闹，无法无天，不守秩序，所以我们严格禁止卖任何酒给他们。
当他们为这禁酒而抱怨时。
我们就对他们说，如果在谈判期间不喝酒，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给他们大量的甜酒。
他们答应了，也遵守了这一约定，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买不到酒，所以不得不遵守。
谈判进行得很安静，很顺利，结果也让双方满意。
谈判结束后，我们遵守前面的约定给了他们甜酒，这是在下午。
他们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约有100来号人，住在城外临时性的四合院型的木屋里。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委员们就跑出去看个究竟。
我们看见四合院的中央燃起了一个熊熊篝火，他们男男女女全喝的酩酊大醉，互相叫着，打着。
在昏暗的篝火下，隐约可见他们半裸的淡黑色的身体，他们互相追逐着，拿着火把相互殴打着，口中发出可怕的喊叫声。
这种情景让我们想起了想象中的地狱。
喧嚣嘈杂声经久不息，我们没办法，回到了我们的寓所。
午夜十分，几个印地安人跑来，像打雷一般地敲我们的门，要求更多的甜酒，我们理都不想理他们。
第二天，他们发觉他们的行为过火了，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3个酋长来道歉。
声称他们错了，但是却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又设法宽宥甜酒，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就应该照着来用。
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地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
是呀，照他们这样的逻辑，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灵，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甜酒很可能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
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175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说这个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
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一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在美洲尚属首创，人们还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了一个要实现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
他说：“因为我去向人们募捐，人们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量过没有？
富兰克林怎么说？
’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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