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事还是自己做得了，我们自己多辛苦点，独立组建一个基金管理团队，独立运营。这么大一笔资金，我们平时不用时也不能让他闲着吧？以你的商业才华随随便便搞点什么商业投资，也可以增值不少嘛。
再说了，每年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瞎混的大学生多得是，与其让他们去搞什么销售，不如找些来帮我们管理基金，做些有意义的事。
我们平均每个县招聘二十个人够了吧，全国2000多个县也还能解决五万来人的就业问题，给社会增加点就业岗位，功德无量的事要多做点。
让他们按照我们制定的考评标准，负责当地基金发放对象的日常考核评定，每年补助金的发放直接将钱打到获奖者个人银行账户上不就的了。”祁景焘信口开河地侃侃而谈。
夏雨似笑非笑地问道：“你不相信政斧公务人员，要是们招聘的管理人员乱来，你怎么办？”
“笨，你不会将基金的运作完全透明化？许多事情，只要透明了，也自然就‘公正、公平、公开’了。互联网知道吧？马上就要步入互联网时代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网站，将‘圆梦教育助学基金’放在全国网民面前完全透明、公开运作，让全国网民当我们免费的监督员不就行了？”
祁景焘满脸奇怪地盯着夏雨继续说道：“我们搞这个‘圆梦教育助学基金’，又不像那个诺贝尔奖，做那些口袋里卖猫的事儿，鬼知道评选时都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糅合在当中，特别是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更是莫名其妙。
我们不是要追求什么经济效益，我们做的是基于慈善事业的公益事业，要的是社会效益，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将基金的运作完全透明化，让全社会的人都来监督。这样做，还可以增加‘圆梦教育助学基金’的知名度呢，增强社会影响力，说不定还能吸引许多优秀的名牌大学毕业主动去需要的地方支边从教，快速提高基层乡村教学质量呢。
不患贫，而患不均。发放原则和标准制定好摆在那里，认为自己符合条件，有可能领取到奖金的基层教师，自己在网络上实名提出申请进行申报。我们设在各县市的基金管理人员只负责申请人申报情况的核实工作，核实完也将核实情况全部发在网络上进行公示，让大家监督，共同帮助我们核实。
到年底了，争议不大，符合标准要求的就发放奖金，发放的情况也公开公示。有多少申请人达到标准就发多少人，名额不作限定，我的理想是多多益善，不设上限。
……我们的基金管理人员，敢弄虚作假的或是与发放对象合伙骗取奖金的，发现一个在网络上公开点名开除一个，再进行法律诉讼，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不就得了。对了，基金管理人员的工资可以定高点，十万一年差不多了吧？以目前的社会工资收入标准，足够吸引人了，不知道珍惜的，让他身败名裂得了。”祁景焘胸有成竹地说着他的设想，他是越说越顺溜。
“你狠，算你狠！不过，这个办法虽然显的弱智了一点，也笨了点，但也算是个办法，虽说还不完善，也是最简单明了的办法。”
夏雨不由的冲脑洞打开的祁景焘抻出大拇指，也不知是损他还是夸他，祁景焘当她是在夸自己了，也对她笑了笑，继续说道：“我们做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为什么不能狠一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们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透明化运作有什么不好？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如果愿意，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入进来，完善‘圆梦教育助学基金’运作的嘛。”祁景焘反问道。
“可是，这样是不是会涉及‘圆梦教育助学基金’获得者的个人隐私？”一直默默旁听的牟晓玲突然问到。
“这当中存在什么个人隐私？基层教师通过自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教育质量；自己提出申请，获得慈善机构资助的助学奖金，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再安心从事好本职工作，为下一年度再获得助学奖金做准备，继续强化个人素质。光明正大，多么光荣的事，怕谁乱说。”姜晓倩觉得很好的事，马上反驳道。
“我说的是我们处理内部职工的事，还有，接受我们资助的学生的事。”牟晓玲补充道。
“我认为没问题，处理内部职工这事，我们还可以采取法律制裁呢，他能做我们就能处理。上不起大学的学生，愿意接受‘圆梦教育助学基金’资助的，是真正有困难的。贫穷并不可耻，连这都不明白的人，也不配接受我们的资助。
那些接受资助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后，如果自己有能力了，认为自己接受资助于心不安了，一样可以偿还嘛，我们也给他公布出来。偿还来的钱，再用于资助别人不就行了，形成爱心传递，这不是更好的正能量吗？
再说，社会上接受过资助的人，又有几个是真正不被别人知道的？我们不需要他们一个个在大大庭广众之下上台接受助学金，然后对我们感恩戴德说点什么心里话，不就是对他们个人人格和隐私的最好保护了？”祁景焘慢条斯理地说道。
“就是，只不过。这个基金发放标准得好好制定了。看起来，你对教师这一块看的很重啊。”凌梦看着祁景焘笑了笑。
“是要好好制定规则，大原则就两条：一、能坚持在最基层乡村连续从事教师工作5年以上，并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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