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进。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平衡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使它变成现实的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群体对传统有着崇拜式的迷恋，他们抱残守缺，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不过做了些嘴皮子上的改变。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命丧断头台，礼拜制度一度销声匿迹，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威力已经丧失殆尽。但没过几年，为了顺应平民大众的要求，礼拜制度又建立起来了，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专制的暴君
——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摧毁。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传统，它能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消磨直至某天新的传统形成，它才会被打破。
（3）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正如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即使是种族因素，也得仰望时间的鼻息。时间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世界万物唯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滴水穿石需要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高贵的人类入主地球，需要的也是时间。只需要短暂的几百年，便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假如蚂蚁有足够的时间，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有了上帝的权力。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类便无法繁衍壮大形成种族。人类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酝酿起来的，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
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非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决定输赢，它们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是因为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却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潮水般的基督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进圣地的朝圣者，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
这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愤怒至极，穷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徘徊不前，直到一位富裕的信徒载了一大堆金币来替他们缴了税后才得以进城。对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朝圣者成为他们的滚滚财源。
面对不断涌入圣城的朝圣信徒，统治者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几个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入城税等，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矛盾不断加深，如火药濒临爆炸的边缘。
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却受到各种虐待。他义愤填膺地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控诉基督徒在圣地受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
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是面向大众可怕的报复，对此我们深感不安。意欲恢复平衡，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法国社会学家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经历了数百年才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
（4）政治和社会制度
改进统治制度可以消除社会的弊端，国家进步是好制度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这些看法至今仍被普遍认同，殊不知其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该观念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目前的各派社会学说也仍然以此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也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想证明它的荒谬，结果却枉费心机。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谁也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如同我们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创造。
各民族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要改变它也同样需要这么多的时间。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好坏。
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有害的。
比如，我们经常认为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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