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责任分散效应
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于是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把凶手吓跑了。在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现场。被害人再次叫喊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她认为自己没事，没想到上楼的时候，凶手再次出现了，这个可怜的女子被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她大呼救命，到窗前观看的邻居中至少有38个，却没有一个人来救她，甚至连打电话报警的人都没有。
这件事在纽约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人们把这种众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心理学家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的日益沦丧。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如果只有一个旁观者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就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很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意识不到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产生了“我不去救，别人会去救”的心理，导致“群体冷漠”的局面。
在一般情况下，对个人来说，数量就是力量。数量在社会中会经常性地给人类某种充足的力量，例如，有时候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这使其中的成员敢于不负责任，也敢发泄出来自本能的yù_wàng。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控制这些yù_wàng，但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消失了——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更无法控制内心中的放纵与不羁。
是的，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就是正义。
3.传染性从众
第三个原因是传染。情绪相互传染决定着群体的特点，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还决定着群体接受暗示的倾向。关于传染是否存在很容易确定，却不易解释清楚。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催眠方法。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之强，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与本性完全对立的极端，如果不是群体中的一员，个体很少具备这样的勇气。
有些人的情绪能迅速感染另外一些人，有些人则很容易被其他人感染。有的情绪特别容易在群体中传染开来，而另外一些情绪却不见什么效果。感性的、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则难以发挥作用。
一个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人，会觉得自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他任凭一种陌生的力量主宰，心中笼罩着堪称壮怀激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会让他表现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被群体情绪传染，但若有人没有被集体情绪感染，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感情的敌人。被传染了的群体以完全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这个世界，他们为所欲为，直到他们的群体不断分化并消散，这种极端情绪才会平息。
群体之外的任何人都能够看出群体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是平庸甚至是智力低下的人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做出判断。但即使是天才专家也说不清群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的。
1523年6月上旬，伦敦有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潮水会于1524年2月1日淹没伦敦城，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它。人们纷纷打点行装迁居至伦敦城外的地区。迁徙行为更加快了预言传播的速度。随着时间离灾难的预定日期越来越近，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1524年1月，平民百姓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达官贵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
时至1月中旬，至少两万人离开了伦敦。人们认为，伦敦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有钱人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也不能例外。
但泰晤士河潮水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席卷伦敦，愤怒的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预言家灵机一动，声称洪水淹没伦敦的日期没有错，只是发生在下一个世纪，因为自己的疏忽，所以算错了一个数字。
这种胡言乱语却在群体中得到信任与传播，证明了这种来自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了传染病一样的威力。除了令人陷入狂乱之外，它还会摧毁一个人心理上的防御机制，让人的表现突破人格上的界限。
4.暗示性从众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理性的，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但这种理性只在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才会发挥作用。一旦进入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就消失了，个人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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