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没有破产，它并没有步入当今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混乱状态中诞生的全新力量也并非是它所产生出来的。科学为我们承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慧所能理解的一些涉及种种关系的知识，但是它从未向我们承诺过和平或快乐。它对我们的感情漠不关心，对我们的哀怨闭耳不闻。我们只能尽力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挽回被它摧毁的幻觉。
在所有的国家里，普遍的迹象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向我们展示了群众力量的快速成长，它不愿承认我们认为它很快就会停止增长这种想法。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屈从于它。一切与它相对抗的论证都只不过是徒劳的纸上谈兵。的确，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是西方文明最后阶段的标志，它可能退回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时期，而这是每个全新社会诞生的先决条件。但是，这样的结果能否得到阻止？
直到现在，彻底摧毁一个破碎不堪的文明，已然成为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可以有迹可循。历史告诉我们，当建立文明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瓦解就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用足够有道理的话说，他们就是野蛮人。创造并且引领文明的历来是为数不多的达官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永远都等同于野蛮阶段。一个有着复杂的规章制度，从本能的心理状态步入能够深谋远虑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明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单靠他们自身的力量，这些事情都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群体的力量具有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虚弱的人或是死去的人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开始被腐蚀，群众往往会将它倾倒。只有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人们才能清晰地看到他们主要的使命，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理念。
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不是也保留有相同的命运呢？这种恐惧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还没有身处在能够做出肯定答复的位置之上。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都要顺从于群体的势力，正是由于群体狭隘的视野，使得让它循规蹈矩的所有障碍都逐一被消除了。
我们对于这些正在成为争论对象的群体知之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同他们相去甚远，总是忽视它们，以至于当他们到后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这个方向时，就认为能够展开探究的只有犯罪群体。毋庸置疑，犯罪群体是存在的，但是与之共存的还有英雄群体，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特殊的一种心理表现。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不能了解它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好比不能通过对一个人罪行的描述来了解这个人一样。
但是，从事实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所有宗教或是帝国的创立者、所有信仰的使徒们、出类拔萃的政治家，甚至用更谦逊的话讲，一群人里的小首领，都是毫无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的性格拥有发自本能却非常确信的理解。正是他们对这种性格的准确理解，让他们能够非常轻易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统治的国家的群众心理学有着惊人的见解，但是他有时对属于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学却又缺乏了解。正是因为他对于群体心理的误解，致使他入侵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陷入了令自己的力量受到严重打击的冲突，这注定会让他在转瞬之间被摧毁。今天，对于那些不想统治群体（它正在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只希望别太受群众控制的政治家来说，群体心理学的知识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源。
我们只有通过获得群体心理学的一些见解，才能够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施加的影响是多么微乎其微，才能够理解他们只能持有被别人强加的想法，对于维护自己的意见显得那么无能为力。我们并不能通过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来领导他们，而是要通过寻找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深刻的印象、能够诱惑他们的事物。例如，一个立法官想要征收一种新型的税，他应该选择从理论上看最公平公正的方式吗？他可不会采用这种方法。实际上，那些最不公平公正的方式，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往往是最好的。只有在既不显著易懂又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容忍。因此，间接税无论有多高，它总会被群众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生活消费支付一小部分，并不会干扰到群体的生活习惯，它可以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办法，采用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从理论上来看，这种新型征收方案所要承受的负担只是其他的征收方案的十分之一，但它仍会引起群众的一致抗议。造成这一结果的事实是，一笔数目很多因而显得金额巨大从而刺激了人们幻想的钱，已经被不易察觉的微额税金替代了。新型的税看起来很轻，其实，它是一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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