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的作者写道，“这些小把戏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惊叹，而是那些亲眼看见的外行人所记录的报告的极端不真实。”他说道：“显然，众多目击者也会给出完全不正确的条件关系，但是结论是，如果他们的描述被看作准确的表述的话，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局去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于达维先生竟然有如此的勇气去实践这种方法感到震惊。不过他拥有凌驾于群体思维之上的力量，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一些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物。”我们碰到的还是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力量。由此可见，在高度秩序的大脑下，在预先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这一能力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轻易欺骗普通的群体，也就能够被人们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报纸上满篇刊载的都是两个小女孩被发现在塞纳河溺死的新闻。有五六个目击证人用最稳妥的方式认出了这两个女孩。他们所有的证言都完全一致，没有给预审法官的思想里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他草拟了死亡证明，不过就在这两个小女孩将要被埋葬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还活着，而且，她们同那些溺水身亡的人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如同在前面所引用的例子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遇难者的假象，他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产生了影响。
在这类事情当中，暗示的起点总是由一个或多或少拥有模糊回忆的个人所产生的幻觉，随即产生的传染性则是这一最初的幻觉假象的结果。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极易受影响的人，他完全会坚信他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所有真实的类似处之外——她的身上呈现出了一些特征，譬如一处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能够产生共鸣的细节。因此，那个能够产生的共鸣就会成为一种肯定过程的中心，它会入侵人们的理解力，让所有的批判能力瘫痪。那么，观察者所看到的将不再是目标本身，而是在他的脑海里唤起的形象。在这起发生在过去的，最近又被报纸重提的新闻当中，孩子的亲生母亲认错自己的孩子，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可以找出我之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
其他的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他搞错了。于是，一系列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便开始了。
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学认出了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叫道：“我的上帝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了尸体的旁边，她检查了衣服，并且发现了尸体额头上的一处伤疤。“我很确定，”她说道，“我的儿子在去年的七月份失踪了，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过来。当问到他时，他说道：“他就是小费利贝。”许多住在福尔街的人都认为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孩子的同学，他根据孩子随身佩戴的一枚奖章认出了他。
不过，邻居们、表弟、同学还有那位妇女都搞错了。六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身份被查明了。他是波尔多人，他在那里被人杀害了，又被人运送到了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辨别通常是由妇女和孩子做出来的——准确地说就是，这些人是最容易被影响的人。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这类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特别是对于孩子而言，永远也不应该听信他们的证言。地方法官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即使他们拥有普通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孩子们总是在说谎。当然，这种谎言是无辜的，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用一个孩子的证言来决定一个被指控的人的命运，还不如用投硬币的方式决定合理得多。
让我们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的话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就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是极其荒谬的，它在大多时候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暗示他人的个人幻觉。事实证明，必须理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言极端荒谬，它甚至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在25年前的色当战役中，数千人参与了举世闻名的骑兵进攻，不过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时，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领导这场战役，几乎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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