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去问！我这就去！”
她用纤细的手指很有把握地重新扣上外套的钮扣。
“您最好休息一下！”母亲劝道。
莎夏轻轻地笑了一声，语气柔和地对母亲说：
“不要紧，我不累……”
她接着便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手，又像平常那样冰冷而凛然地走了。
母亲和尼古拉走到窗子前，目送了姑娘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
尼古拉轻轻地吹起口哨，在桌子旁坐下，动笔写起来。
“她干着这样的工作，心里或许可以舒服些！”母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当然！”尼古拉扭过脸来望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微笑，关心地问：“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有体验过吧，——想念爱人的烦恼，您恐怕是不知道的吧？
“嗨！”母亲把手一摆，高声回答。“那里有这样的烦恼呢？
从前我们只是害怕，——最好不要嫁人！”
“真没有过您喜欢的人？”
她回了一下，说：
“记不起来了。哪会没有喜欢的人呢？……一定有过的，可是，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老喽！”
母亲瞥了他一眼，简单地，带着几分惆怅地总结说：
“被丈夫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在嫁他以前的一切人和事，好像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多少年的事了……”
他听着又转过脸去。
母亲出去了一会儿，等她再回来的时候，尼古拉亲热地望着她，轻声说起来，仿佛用言语爱抚自己的回忆。
“我从前也像莎夏一样，有过一段故事。我爱了一个姑娘，她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她，从那时就爱她，老实说，现在还是爱她！跟从前一样地爱她——用整个的心，充满了感谢，永远地爱……”
母亲站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双闪着温暖而明亮的光芒的眼睛。
他将双臂放在椅背上面，头搁在手上，眼睛眺望着远方。他的整个瘦长然而强壮的身体，好像要冲到前面去，就像植物的茎伸向阳光一样。
“您就应该结婚呀！”母亲惋惜地劝告着他。
“啊！她在五年之前已经结婚了……”
“那么以前是为了什么？……”
他琢磨了一下，回答说：
“您想啊，我俩之间不知怎么搞得总是这样的：她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在外面，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她则又在监狱里或是被流放了！这种情景和莎夏很像，一点也不错！后来，她被判流放去到西伯利亚十年，远得要命！我甚至想跟着她去。可是，她和我都觉得有点害羞。后来，她在那里遇上了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后来他们一起逃走，现在住在国外，这样就……”
尼古拉讲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又对着亮光照了照，接着重新擦。
“啊，我亲爱的！”母亲内心充满爱怜，她一边摇头，一边说。她觉得尼古拉很可怜。同时，他又要使她发出了温暖的慈母的微笑。可是他换了姿势，又笔拿在手中，挥着手，好像打拍子般地开始说：
“家庭生活是要牵扯家的精力的，永远不会不牵挂！孩子，生活没有保障，为了面包必须多工作。可是呢，一方面家非要不断地、更深刻更广泛地发展他的力量不可，时代要求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应该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假使我们战胜不了小小的疲劳，或者是被手头的小小的胜利所迷惑，落后起来——这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这就意味着对事业的叛变！凡是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没有一个会歪曲我们的信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的任务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彻底的胜利，而不是小小的一点成绩。”
他的声音变得镇定而坚强，脸色有点发白，眼睛里像是燃起了平时那种平静而又有节制的力量。
这时候，门铃又大声响起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这次来的是柳德密拉。
她穿了件不合时令的薄外套，两颊冻得通红。她一边脱下破套鞋，一边似乎生气地对他们说：
“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在一个星期之后！”
“当真？”尼古拉在房间里喊着问。
母亲很快地走到她的身边，心里很激动，自己也不知道是怕叫还是欢增。
柳德密拉和母亲并排走着，带着嘲讽的口吻低声说：
“是真的！法院里已经公开宣布了，判决也已经定了。可是，这算什么呢？难道政府还怕它的官吏会宽待它的敌人吗？这样长期而热心地放纵自己的仆人难道还不能相信他们一定会变成卑鄙无耻的东西吗？”
柳德密拉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掌搓着瘦削的双颊，没有光亮的双眼里燃烧着轻蔑，声音里渐渐充满了愤怒。
“柳德密拉，不要这样白白地消耗火药！”尼古拉安慰着她。“他们又听不见您的这些话……”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在她头脑中，只是不由自主地反复想着一句话：
“审判，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审判！”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严厉得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渐渐地逼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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