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是个天主教徒，又毫不隐晦，我就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遵行我所信奉的宗教的仪式。每逢星期日，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离洛桑有两里约路的亚森去望弥撒。我通常是和其他天主教徒，特别是常和一个以刺绣为业的巴黎人一起跑这段路，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不是象我这样的巴黎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一个头号的巴黎人，他敬畏天主，为人憨厚，倒象个香槟省人。他太爱自己的故乡了，以致不愿意怀疑我不是巴黎人，唯恐一说穿就失去了可以一块儿谈谈巴黎的机会。副司法行政官库罗扎先生有一个园丁也是巴黎人，但是为人就不那么和气了，他认为一个人本来没有做巴黎人的荣幸，而竟敢冒充巴黎人，就是损害了他故乡的荣誉。他经常带着确信抓住了我的破绽的神气质问我，然后流露出恶意的微笑。有一次他问我新市场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当时我胡诌了一通，这是可以想象的。如今，我在巴黎已经住了二十年，对这个城市应该熟悉了，可是在今天要是有人用同样的问题问我，我还会象当时那样很难回答的，而看见我这样为难，人们同样可以推定我从来没到过巴黎，因为即便是在事实面前，人们也往往会根据错误的原则判断事物的。
在洛桑究竟住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准了。这个城市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只知道，由于维持不了生活，我就到讷沙泰尔去了，在那里过了一冬。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顺利的；在那里我收了几个学生，我的收入足以偿清我欠那位好心朋友佩罗太先生的钱。虽然我欠了他不少钱，我走后他还是诚心诚意把我那件小行李寄来了。
在教别人音乐的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地学了音乐。我的生活十分舒适，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对此会感到满足的；但是，我那不安静的心却要求着别的东西。星期日或其他闲暇的日子，我常跑到野外和附近的树林里去，不停地在那里徘徊、冥想和叹息。只要一出城，难得到晚上才能回来。有一天，我在布德里走进一个小酒馆吃午饭：我看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穿件希腊式紫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从他的服装和仪表看来相当高贵。可是他说的话却简直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除了象意大利语外，哪种语言也不象。但是，他的话我差不多全懂，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懂。他有时不得不用手势向店主和当地的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我用意大利语同他说了几句话，他竟完全懂了。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并热烈地拥抱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这时起，我便做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是很丰盛的，我的午饭却不值一提。他请我同他一起吃饭，我没怎么客气就答应了。我们两人一边喝，一边说，越说越投机，吃完饭以后，简直就不愿意分开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化捐款的。他拿出了女皇和奥国皇帝发给他的漂亮的证明书给我看，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发给他的证明书。他对自已募捐的成绩很满意，但是在德国遇到了最大困难，因为他一句德语、拉丁语和法语都不会，他只好用自己的希腊语、土耳其语，最没办法的时候还得用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到处碰壁而所获不多。他提议要我跟他去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当时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虽然跟我的新职位配起来倒还相称，但是，我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出众，所以他并不认为我是多么难以争取到手的。他一点也没有想错，这件事很快就说妥了。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却许下了不少诺言。既无中人，也没保证，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甘愿听任他的支配。第二天，我已置身于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了！
我们的旅程是从弗赖堡州开始的，在那里，他没有多大的收获。主教的身分不允许他向人乞求，也不允许他向私人去募捐；我们向元老院陈述了他的任务，元老院只给了他很小一笔钱。我们从弗赖堡到了伯尔尼，这里的手续繁多，审查他的那些证件就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我们住宿在当时的上等旅馆“大鹰旅社”，这里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餐厅里吃饭的人很多，饭菜也是上等的。我很久没有吃到好的饭菜了，巴不得能补养一体，如今既然有了机会，我就要很好地享受一番。主教本人就是一位好交际的上等人士，性情活泼愉快，喜欢在饭桌上眼人聊天，跟懂他的话的人谈起来能谈得津津有味。他各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每当他卖弄自己那套渊博的希腊学识时，颇能引人入胜。一天，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用钳子夹胡桃，一不留神把手指扎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oe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象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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