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这个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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