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帕科拉索夫在哪吗？他现下是造船厂的副厂长了。其他人，我不太清楚。大伙各在一方，能碰在一块，叙叙旧该多好啊！”
察尔基满脸喜悦。
多拉和几个人走进了保尔的房间。
察尔基又把门关上。
多拉瞅见了察尔基身上的勋章，就对保尔问道：“你这位朋友也是党员吧？他在哪里工作呀？”
保尔不假思索地介绍了察尔基的简单情况。
“那好，他能够留在这里。这些同志刚从莫斯科来。他们要告诉咱们党内最近的一些消息。我们决定开个特别的内部会，就在你的房间里。”多拉解释。
接着，莫斯科党监察委委员巴尔塔绍夫将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半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最后他说：“在这个紧张的时期，咱们每个人都应坚守岗位。明天我就动身。”
三天后。
疗养院便空无一人了。
保尔也提前出院了。
保尔被派到一个工业区去，出任团州委书记。
一个星期以后。
他给城里的团员们演讲了一次。
深秋时节。
州党委的汽车拉着保尔和另外两个人，去离城稍远的一个区。
结果，汽车翻进了路旁的壕沟。
车上的三个人都受伤了，保尔压坏了右膝。
几天后。
保尔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学院。
外科医生们对他那条肿着的右腿进行了检查，又看了x光片，决定立刻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个主持会诊的胖教授说：“好的，就定在明天早上。”
一间明亮的单人病房，非常洁净，弥漫着医院的味道——保尔很久没有闻到这种气味了。
他朝四周看了看：
一张铺着白净桌布的小桌，一个白色方凳——这该是全部家具了。
一个女护士端来了晚饭。
保尔没吃晚饭。
他半躺在床上写着信。
此时，腿疼得厉害，让他没心思吃东西、没精神想问题。
当他写好第四封信时，门悄声地开了。
保尔看见一个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年轻女子走到床前。
借着黄昏的微曦，可以看到她那一对细眉一双黑眼。
她一手拿着一个纸夹，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她开口说话了：“我是你病房的医生，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填这张表，不管您是否愿意，都得回答我全部的问题。”
她温和地笑着。
这微笑减轻了刚才的“审问”带来的不快。保尔不但将自己的、就连祖先三代的事情也告诉了她。
他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手术室。
好几个戴白口罩的人。
镀镍的用具闪着亮光，在一张窄长的手术台下，放着一个大盆。
当保尔躺到了手术台上时，医生已洗好了手。
手术准备正在急速进行着。
保尔朝周围看了看。
一个女护士正在摆放手术刀和小镊子。
主治医师巴扎诺娃解下保尔腿上的绷带，然后小声告诉他说：“别往那里看，这对神经会产生刺激……”
“你说谁的神经，大夫？”保尔冷冷地笑了一下。
几分钟后，他的脸完全被面罩蒙上了。
那个教授对保尔说：“别害怕，我们马上给你进行哥罗芳麻醉。你用鼻子深深吸气，一二三地数下去。”
面罩下面发出平静的声音：“好。我先向你们道歉，恐怕我会不自觉地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教授忍不住笑了。
紧接着，难闻的第一滴麻醉药水令人窒息地滴了下去。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保尔开始从头数下去，尽最大努力念得清晰……从此，保尔开始了他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吉莫心慌意乱地打开了一封信：
阿尔吉莫！咱们很少通信。一年顶多一两次吧。但这没关系！
你来信说，已跟老根一刀两断了，把你的家搬到扎卡亭的工厂去了。
我很理解你。但你真能够和斯捷莎的家庭决裂怕是不容易……我劝你别那么固执，就放弃工厂的工作，担当镇苏维埃主席吧。都是为了国家工作嘛……我的情况有点不妙。我已经住院了。他们给我开了两次刀了，流了不少血，但仍没人告诉我，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已完全脱岗了，找了份新职业——“生病”。我痛心地告诉你：我的右腿已残废了……而且七年前我脊背上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这更加严重……我准备忍受所有的磨难，只要我能归队就行！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让我难受的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的伤情不但没有半点起色，反而越来越差了。
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就去工作了，可没几天他们又把我送回来了。
现在我刚刚收到耶夫帕托里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我就去了。
阿尔吉莫，不要难过，我不会轻易就死掉的。我自己有足够三个人的生命力。我还要干许多许多工作。
哥哥，要注意健康，别再一口气扛三百多斤了。压坏了，还得很费事儿地修补它。
时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力量。
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客留在医院啊！
握手
保尔?柯察金
而此时，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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