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说完便从容地坐下，他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他对身外之物考虑得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和家庭。有时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因为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同样也在困扰着赵刚。在赵刚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
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口气说：“赵刚，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
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愤怒地大喊道：“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
“……什么他妈的老革命？肯定是国民党特务……”
“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
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便猛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的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会场里竟鸦雀无声。
当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他脸色惨白，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整整坐了一夜，仿佛灵魂出了窍。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有冰冷的失望。
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部队，部队也出现了不稳定趋势。军宣传处的几个喜欢摇笔杆子的宣传干事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串联了一些青年军官准备成立个造反组织，在部队开展大批判。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把那几个秀才抓起来，关进禁闭室。
孙泰安担心地说：“老李，那几个家伙关两天就算了，事情不必闹大。我听说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组，说你是大军阀，专门破坏运动，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让揭。”
李云龙说：“军队听中央军委的，没人告诉我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不是个小组吗？怎么架到政治局头上去了？你别管了，有事我兜着就是了。”李云龙也感到头疼，整个前线部队在地方上狂热的政治运动影响下，也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求战情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了，一旦被一种政治热情驱动起来，最能表现自己觉悟的行动，莫过于咬破手指写请战书。战争年代里，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使部队一直保持高昂的士气，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这些雪片一样的请战书，内容都很空洞，那些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以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表示，伟大的时代到来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他们决心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如何如何。
最让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年轻的作战参谋递来的请战书兼战略设想。这个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自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南移。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已无可辩驳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担已经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云云。战略构想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间，不经宣战，在北线以航空兵火力先发制人，摧毁苏联远东部队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切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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