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笑了：“人生真像场梦……”
“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冯楠问。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受不了。从19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儿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这就死呀。’当时呀，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我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在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个团长顶多二十七八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时的我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有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得对吗？”“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是在不断站出来。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身子，不料碰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
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别动，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
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的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系就像在一刹那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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