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政治问题、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脑子也在糊涂着呢，能找出什么话来反驳？马天生说得没错，支持左派和“文攻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也没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总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它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偌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稀里糊涂，当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地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
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浆子的脑子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统统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得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里，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革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了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
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太不识时务，早晚要倒霉。
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念一段，算是咱们共同学习社论吧。你看，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攻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好，咱们就学到这里。老李，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藏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指挥武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这笔账早晚是要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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