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长海喜欢驾驶汽车，在炮兵团时，他经常亲自开着火炮牵引车，练出一手熟练的驾驶技术。转业以后，就没了开车的条件，一个小小的处长是不会配备汽车的。他每天上下班只得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心里憋屈得要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打碎了一切旧的等级观念，杜长海透过混乱的社会现象，发现一丝曚曚昽昽的曙光，自从坐上了“红革联”第一把交椅，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专车、秘书和警卫都有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缺乏过人特长的人，在处级的位子上累死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实际利益。他不喜欢轿车，只对吉普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车型最适合军人，尽管他早已退出现役，成了老百姓，但他在心里永远把自己当个军人。当时尽管北京产212吉普车已经问世，但产量少得可怜，连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时，乘坐的车也不过就是212吉普。杜长海之流就别想轻易见到了。他退而求其次，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苏联20世纪50年代出产的“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的越野性能使他很满意。他每次出行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自己亲自驾驶吉普车，副座坐着秘书，后排是两个抱着56式冲锋枪的贴身警卫，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上面坐着他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他这种排场是显得张扬了些，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杜长海一言蔽之：这是工人的力量。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使杜长海的警卫员们在20年后还心有余悸。他的一个贴身警卫是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认为那天晚上姐夫真是撞见鬼了，因为当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已上车就绪，目标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驻军火箭炮团。等了一会儿，杜长海才姗姗来迟，那天晚上他显得很兴奋，他像大人物似的向等候在卡车上的几百名部下挥挥手，一反常态地要求大家唱个语录歌提提士气。要知道他是个没半点音乐细胞的人，哪怕是唱上一句也要跑调，所以他很自觉地把这个弱点隐藏起来，从来不提唱歌的事。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杜长海就显得不太正常了，他竟然给大家起了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他严重跑调。杜长海没有发怒，而是宽容地说：“别笑，别笑，大家都严肃点儿。今天咱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士气是很重要的。接着唱，接着唱。”杜长海在乱哄哄的语录歌声中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小舅子殷勤地给他关上门，杜长海隔着车窗对小舅子嘱咐道：“告诉你姐，我今晚不回家了。”小舅子见他扭动钥匙发动车子，就在他扭动钥匙的这一刹那，“轰！”一声巨响，杜长海垂直向上从吉普车的帆布顶棚中穿过飞起七八米高。当然，也有的目击者坚持说绝不止七八米高，至少飞起十几米高，并为此事抬了20年的杠。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起爆炸案是阶级敌人干的，其最大嫌疑自然是“井冈山兵团”。逻辑是现成的，反革命分子把革命组织的杰出领导人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然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但问题不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与杜长海近在咫尺的小舅子却连根汗毛也没伤着。看来爆炸力不是向四周扩散的，而是集中向上爆发的，犹如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杜长海的屁股，把他抛向半空，连吉普车都没受到什么损坏，换个座位，补补顶棚就行了。
事后，杜长海的小舅子擦着冷汗说：“当时“轰”的一声响，我姐夫就飞出去啦，他人还在半空里，我就明白啦，唉……”杜长海的死亡使“红革联”冲击火箭炮团的计划彻底流产了。“红革联”一派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杜长海的几个副手为争夺这个空出的权力交椅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反目。“红革联”的广播站向整个城市沉痛宣告：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杀害杜长海烈士罪责难逃，他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红革联’广大战士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随后，庄严沉痛的哀乐缓缓地飘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井冈山兵团”的广播站自然不能闲着，他们特地将巨型喇叭增加到十个，广播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变成巨大的声波传向整个城市：“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阶级敌人的造谣诽谤丝毫无损‘井冈山兵团’的光辉形象，反动组织的头头杜长海之死，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杜长海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作为对哀乐的回敬，这边也放起了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在政委马天生的办公室里，马天生叫来工兵营营长，他把杜长海死亡的现场报告递给了工兵营长说：“这种爆破技术很专业呀，你行吗？”
工兵营长看了报告后啧啧赞道：“是很专业，这是一种定向爆破，目的性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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