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作出点儿事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信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
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作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都说总的感觉是好像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子脾气太坏，硬顶是要吃亏的，有些事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
李云龙说：“屁话，躲还不容易？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可老子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那不成逃兵啦？我的部队咋办？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了，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本市的几派造反组织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据郑秘书汇报，街上的大字报，有80全是冲他来的，封他的头衔不少。“大军阀”“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绞死李云龙”“油炸李云龙”，还有“打倒大叛徒李云龙”，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他娘的，老子从来就没被俘过，到哪儿去叛变？
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就要有人出来收场了。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共有八条内容，简称“军委八条”。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这下可好了，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你看：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小郑，你看，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确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下好了，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谁再闹事，就按‘军委八条’办。”
郑秘书扶扶眼镜，疑惑地说：“1号，这八条的要领太模糊，比如：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谁是反革命？怎么判断？咱们有评判权吗？说老实话，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呢，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反过来说，那不是反革命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还有，‘要追究’是什么意思？先不制止，任他冲击？冲完后再调查，要是反革命就追究？怎么追究？是武力追究呢，还是口头声讨一下？还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关键是有人硬要冲击该怎么办？可以开枪自卫吗？可出动部队反击吗？没人告诉你。1号，恕我直言，咱们要真照着这八条去执行，闹不好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请您三思。”
李云龙想了想，觉得郑波的话有道理，他苦笑了一下，没吭声。
郑秘书估计得不错，“军委八条”并没有刹住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反而愈演愈烈，没见哪个部队去“追究”一下，因为文件规定，只有是“反革命”才能去“追究”，谁能说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呢？
特种分队已被李云龙撤回营房，队员们在段鹏和林汉的指挥下，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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