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作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暄几句，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儿的事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安慰，或打气，或问候。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雨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表态就吓得连电话也不敢打了？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
几个月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超过200毫升，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
血书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申冤……
血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夭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它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作任何评论地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被划入“另册”了。
李云龙看完《简报》随手便揉作一团扔进纸篓里，他已经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这一生，他参加过数百次战斗，每次投入战斗之前，他都有一种临战的冲动。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相信，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后，心里倒坦然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凡事既然下决心干了就决不后悔。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心里还对那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存有某种愧疚的话，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时，那种愧疚霎时就转化成雷霆般的暴怒。他在战前曾向吴玉水反复强调过一条死命令：对方如不开枪，警卫营绝不允许开枪，遇到抵抗只许使用枪托和拳头。他幻想着能不发一枪地解决事端，谁知事与愿违，对方竟敢率先开枪，而且不是零星的射击，竟是轻重机枪组成的严密火网，大有把第一梯队全部置于死地的意思。李云龙几乎气疯了，若不是小吴拼命抱住他，他早就冲上去了。流血事件发生后，他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他从来没指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能放过他，这不可能，那个炙手可热的“小组”平时没事还惦记着生事呢，何况是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反正是发昏当不了死，李云龙就这一个脑袋，砍一刀和砍十刀没多大区别。横下一条心的李云龙打定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他绝不打算受辱，那些想看他被揪着头发、撅着“喷气式”挨批斗的人，一边儿待着去吧，想都甭想。别人能受，他李云龙可不受这个。要他死可以，要他撅着腚挨斗受侮辱？门儿也没有。他从抽屉里找出了十几年没摸的手枪，每天枪不离身，睡觉时也要放在枕下。他这辈子没有被俘的体验，如今就更不打算体验了，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子拿着什么狗屁逮捕令对他动手动脚，他就开枪打他狗日的。出乎他的意料，最先找上门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逮捕令，也不是已作鸟兽散的造反派组织，而是那些死伤者的家属。
那天早晨，李云龙还没去上班，就听见楼下人声嘈杂，似乎来了很多人。小吴匆匆跑上楼报告：“1号，可能要出事，院子门口来了不少人，您先不要出去，我去看看。”
李云龙面不改色道：“扯淡！敢到我家闹事？真他娘的反啦！”
他抓起电话要通警卫营：“吴营长，给我把一连派来，带上机枪。”放下电话，他把手枪上了膛，装进裤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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