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生也找了一些师团级干部和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向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能配合专案组，揭发李云龙的罪行。但这些军官的回答都差不多：军长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谁当军长他们就听谁的，这也是组织上的一贯要求。换句话说，就算刘少奇来当军长，他们照样也得服从命令，因为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谁能有这本事识破刘少奇的反动嘴脸呢？对于这些李云龙的死党，马天生一时还没什么办法。
看来李云龙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只有郑波是个突破口，他是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的，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军人往往比较软弱、胆小。前些日子听说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被李云龙撤职，现在正在干部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马天生认为，在准备召开的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上，除了造反派们的血泪控诉外，还应该有李云龙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戈一击，这才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用这个事实教育群众，只要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采取对抗态度，哪怕你功劳再大，职务再高，也会众叛亲离。当年张国焘的职务够高的了，他叛逃时警卫员都拒绝跟他走，这些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马天生认为郑秘书有文化，熟读中共党史，这种人对党内的政治斗争是很熟悉的，此时李云龙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垮台，一个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甘心为李云龙殉葬的，响鼓不用重槌敲，此间道理应该是一点就透。
郑波进门来，规规矩矩行了军礼，然后拘谨地坐下等待训示。马天生温和地说：“小郑呀，不要拘束嘛，随便点儿，我来了这么多日子，还没找你谈过心呢。听说你前段时间表现不错，拒绝执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命令而遭到了迫害。你做得对，有觉悟，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好干部。我看你的分配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去海防团当政委怎么样？职务升一级，正团级，对你这样的好干部，党是不会忘记的。”
郑波有些诚惶诚恐，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感激地说：“感谢首长们的信任，我的能力低，思想改造得不彻底，只怕是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
马天生大度地挥挥手说：“组织上信任你，你大胆地干就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有我嘛。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李云龙的问题，你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短了，应该是了解他的，对他的反革命言行是不是早有察觉呢？”
郑波知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虽然当他听到李云龙被捕的消息时，曾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庆幸，同时他也感激老首长对自己的保护。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绝不想做个落井下石的小人，若是这样，他的良心永远不会安宁，这和他做人的准则相违背，这些念头已经折磨他很久了。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马政委，您知道，我只是个小小的秘书，只做我分内的工作，比如说，抄抄写写之类，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不紧……”
马天生皱了皱眉头打断他的话：“小郑，你跑题了，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郑波觉得后背已经有冷汗在慢慢渗出，他仔细斟酌着词句：“当然，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真发现什么反革命言行，不用您说，我当然会坚决抵制和斗争的，这点儿觉悟我还是有的。可是……如果我没有发现，也不能乱说，这也是对组织上的不忠诚。”
黄特派员见郑波说话吞吞吐吐，甚至坐在椅子上的身子都在一点儿一点儿地蜷缩起来，心里便有些厌恶。他也看不起这种精神上的萎靡，于是他不耐烦地厉声打断郑波的话：“郑秘书，难道你就这样报答组织上对你的信任？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想想？小郑，在路线斗争的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中庸之道是行不通的，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大胆揭发李云龙的反动言行，在批判大会上公开作出揭发批判，以求得组织上和革命群众的谅解。党的政策你比我清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嘛。反革命分子在没有公开跳出来之前，必然要有蛛丝马迹，必然要有所表现。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你在李云龙身边工作多年，不可能没有察觉嘛，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坦率地讲，如果你执迷不悟，不听劝告，那么我只能认为，你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党，你决心为反革命分子李云龙殉葬，这就是另外一条路了。请你考虑，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马天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喜欢通过直接观察，发掘对方心灵深处的思想活动，他知道黄特派员刚才的话，每个字都带有常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怀疑自己的判断，郑波会合作的。谁也无法知道郑波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马天生只是发现，郑波刚才蜷缩着的身子渐渐地膨胀起来，弯曲的腰板也慢慢地挺直了，整个身子犹如一面鼓满的风帆。他脸上刚才的拘谨和顺从的神态一点儿一点儿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决绝。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两个膝盖微微叉开，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这种标准的军人坐姿使马天生和黄特派员感到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果断，一种军人就要走上战场的凛然。五分钟没到，郑波就开口了：“我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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