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世纪的世界文学里，没有哪一部小说像《金瓶梅》。它的质量可以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者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相比，但那些小说没有一部像《金瓶梅》这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情味。在不同版本所带来的巨大差异方面，《金瓶梅》也极为独特：虽然绣像本和词话本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进入现代的明清中国出版市场所造成的，但这种差异对于我们思考文本本身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许，我们只有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语境里，才能充分了解这种差异。作者已经死了，我们不能够、也没有必要追寻“原本”。正因为这部小说如此强有力，如此令人不安，它才会被引入不同的方向。
我们现有的材料，不足以使我们断定到底哪个才是“原本”：到底是词话本，是绣像本，还是已经佚失的手抄本。学者们可以为此进行争论，但是没有一种论点可以说服所有的人。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可以给人带来自由的：它使得我们可以停止追问哪一个版本才是真正的《金瓶梅》，而开始询问到底是什么因素形成了我们现有的两个版本。显而易见，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小说，它经历了种种变化，是为了追寻一个可以包容它的真理。词话本诉诸“共同价值”，在不断重复的对于道德判断的肯定里面找到了它的真理。绣像本一方面基本上接受了一般社会道德价值判断的框架，另一方面却还在追求更多的东西：它的叙事结构指向一种佛教的精神，而这种佛教精神成为书中所有yù_wàng、所有小小的钩心斗角，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痛苦挣扎的大背景。西方文化传统中所常说的“七宗罪”，在《金瓶梅》中样样俱全，但是归根结底它们是可哀的罪孽，从来没有达到绝对邪恶的辉煌高度，只不过是富有激情的，充满痴迷的。
秋水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我们还是会对书中的人物做出道德判断——这部小说要求我们做出判断——但是我们的无情判断常常会被人性的单纯闪现而软化，这些人性闪现的瞬间迫使我们超越了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
关于“长篇小说”（novel）是什么，有很多可能的答案，我不希望下面的答案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诠释。不过，我要说，在《金瓶梅》里，我们会看到对于俄国批评家巴赫汀声称长篇小说乃“众声喧哗”这一理论的宗教变奏（同时，《金瓶梅》的叙事也具有巴赫汀本来意义上的“众声喧哗”性质）。小说内部存在着说教式的道德评判，这样的价值观念从来没有被抛弃过，但是巴赫汀的“众声喧哗”理论意味着不同的话语、不同的价值可以同时并存，最终也不相互调和。这部小说以太多不同的话语诱惑我们，使得我们很难只采取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只有迂腐的道学先生，在读到书中一些最精彩的xìng_ài描写时，才会感到纯粹合乎道德的厌恶。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如此细致入微，使读者往往情不自禁地产生单纯的道德判断所无法容纳的同情。
秋水常常强调说，《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红楼梦》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红楼世界里，“好”的角色都还不是成人，而成年不是意味着腐败堕落，就是意味着像元春那样近乎非人和超人的权力。《红楼梦》尽管有很多半好半坏、明暗相间的人物，但是它自有一个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与毫不含糊的邪恶一分为二。也许因为《金瓶梅》里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善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们理解和欣赏一个处在某个特定时刻的人，即使在我们批评的时候，也能够感到同情。《金瓶梅》所给予我们的，是《红楼梦》所拒绝给予我们的宽容的人性。如果读者偏爱《红楼梦》，那么也许是出于对纯洁的无情的追求，而这种对纯洁干净的yù_wàng最终是缺乏慈悲的。服饰华美的贾宝玉尽可以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斗篷，潇洒地告别人世间；但是我们也尽可以在一百二十回之外多想象几回——也许会有一位高僧嘱咐宝玉回首往事，让他看清楚：他的永远和女孩子们相关的敏感对于任何度过了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
把《金瓶梅》称为一部宗教文本听起来大概有些奇怪。不过，绣像本《金瓶梅》的确是一部具有宗教精神的著作。与《红楼梦》无情的自信相比，《金瓶梅》永远地诱惑着我们，却又永远地失败着。我们既置身于这个世界，又感到十分疏远，直到最后我们能够在不赞成的同时原谅和宽容。我们可以痛快地原谅，正因为我们变成了同谋，被充满乐趣的前景和小小的、聪明的胜利所引诱着。
我们可以把《金瓶梅》视为这样的一部书：它是对于所有使得一个文化感到不安的因素所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把《红楼梦》视为这样的一部书：它是对于《金瓶梅》的重写，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解决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西门庆和贾宝玉，到底相距有多远？
“不肖子”的寓言总是在这儿的：我们往往倾向于原谅一个大罪人，而不肯原谅一个小罪人。这里有一个缘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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