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就连不更世事的少男少女也能够爱不释手的《红楼梦》相反，《金瓶梅》是完全意义上的“chéng_rén_xiǎo_shuō”：一个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红楼梦》充满优裕的诗意，宝玉的“现实”是真正现实人生里面人们梦想的境界：试问有几个读者曾经享受过宝玉的大观园生活？《红楼梦》摹写的是少年的恋爱与悲欢——别忘了宝玉们都只有十来岁而已；而宝玉、黛玉这对男女主角，虽有性格的缺陷与弱点，总的来说还是优美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金瓶梅》里面的生与旦，却往往充满惊心动魄的明与暗，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金瓶梅》直接进入人性深不可测的部分，揭示人心的复杂而毫无伤感与滥情，虽然它描写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代表性，但是这部书所呈现的感情真实却常常因为太真切与深刻，而令许多心软的、善良的或者纯一浪漫的读者难以卒读。
其实，众看官尽可以不理会我耸人听闻的广告词，因为《金瓶梅》和《红楼梦》，各有各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这两部奇书是相辅相成的。《红楼梦》已经得到那么多赞美了，所以，暂时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部因为坦白的xìng_ài描写而被指斥为yín_shū、导致了许多偏见与误解的小说，也好。
二《金瓶梅词话》与《绣像金瓶梅》[0]
《金瓶梅》的两大主要版本，一个被通称为词话本，另一个被称为绣像本（因为有二百幅绣像插图）或崇祯本。后者不仅是明末一位无名评论者据以评点的底本，也是清初文人张竹坡据以评点的底本。而自从张评本出现以来，绣像本一直是最为流行的《金瓶梅》版本，以至于词话本《金瓶梅》竟至逐渐湮没无闻了。直到1932年，《金瓶梅词话》在山西发现，郑振铎以郭源新的笔名在1933年7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谈〈金瓶梅词话〉》，从此开始了《金瓶梅》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施蛰存为1935年印行的《金瓶梅词话》所写的跋，对词话本和绣像本所作的一番比较，赞美“鄙俚”“拖沓”的词话本，贬低“文雅”“简净”的绣像本，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词话本之重新发现感到的惊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代表了“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对于“”的一种典型态度。
这种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界对《金瓶梅》两个版本的评价：自从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韩南（khanan）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力作《金瓶梅版本考》（“tei”）中推断《金瓶梅》绣像本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从词话本简化的版本以来，时至今日，很多美国学者仍然认为词话本在艺术价值上较绣像本为优。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教授（andreknovel）中总结道：“研究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无论在研究还是翻译方面，词话本都是最优秀的对象。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崇祯本被当作为了商业目的而简化的版本加以摒弃，被视为《金瓶梅》从原始形态发展到张竹坡评点本之间的某种脚注而已。”[1]正在进行《金瓶梅词话》全本重译工作的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davidroy），也在译本第一卷的前言中，对于绣像本进行抨击：“不幸的是，b系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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