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舅舅叫表姐刘玉芬在家烧饭，不让她下地干活了，舅妈有意见了：“这么大的丫头，不下田插秧，十几亩地，我一个人哪能插得完！”舅舅说：“还有我呢。”
此后几年，三个表弟陆续初中毕业，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个都没考上高中，弟兄仨前赴后继地回到了乡下。舅舅把三个表弟全都赶到了田里，逼着他们学农活，插秧、割麦、翻场、施肥。一段日子过后，累得半死的表弟们终于反抗了，他们说姐姐凭什么在家享清福，风吹日晒雨淋一点都沾不到。舅舅耐心地开导着三个儿子：“你姐姐给你们做饭，不是享清福，她也在干活，只是跟你们分工不一样罢了！”
表姐刘玉芬对舅舅的这一分工也有看法，她在饭桌上说：“爸，我要下地干活！村口的广播喇叭里天天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都有女孩子开飞机了。”舅舅也不解释，埋着头只说了两个字：“不行！”许多年后，我跟舅舅说起过此事，他对我说：“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就生了这么个宝贝女儿，让我长了脸，十里八乡的谁不说玉芬长得像仙女！”他觉得要是让女儿受苦受累，沦为一个粗糙的农妇，那就意味着自己的一生彻底失败了。舅舅的大半生都被这一古怪的念头控制着并沦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舅舅想把表姐刘玉芬当作大家闺秀养，可“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改变不了乡村贫穷的事实，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由表姐刘玉芬一个人张罗，挑水、轧米、烧饭、喂猪、种菜、掏鸡粪、洗衣服，一件都不能少，一天累下来，刘玉芬晚上倒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舅舅看着女儿的屋里无声无息，他觉得在这个家里，女儿像一个丫鬟，又像一个用人，舅舅摇了摇头，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叹气。
表姐刘玉芬二十二岁了还没人上门来提亲，不是人家不想来，而是不敢来。表姐刘玉芬实在是长得太好，几年后的夏天我见到刘玉芬时一下子愣住了，她穿着红蓝相间的的确良衬衣，下面配一条蓝布裤子，脚上是一双白球鞋，一颦一笑，妩媚而不失清纯，艳丽而不失温柔，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山口百惠。那一刻，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刘玉芬生错了地方。
舅妈很着急，乡下跟刘玉芬一样大的姑娘好多都抱上了孩子，她对舅舅说：“要不我们托老王庄的王阿婆撮合撮合！”舅舅情绪很败坏地对舅妈吼道：“你给我少废话，我们家玉芬不是剩饭剩菜！”
小张庄的张聚财靠磨豆腐挣了不少钱，家里翻盖了三间大瓦房，还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他拎了一篮子豆腐很自负地托王阿婆到我舅舅家给他儿子张来财提亲，王阿婆摇了摇她那颗见过世面的脑袋：“何必要我白跑一趟？我说配不上就是配不上！豆腐你带回去。”
我中专毕业后分到县建设局，当了一名绘图技术员，是我们大队唯一一个吃供应粮的，舅妈一度很糊涂地想把刘玉芬嫁给我，说是亲上加亲，读过书的舅舅知道表姐弟近亲结婚将来生下孩子要么是兔唇豁嘴，要么是白痴弱智，一口否定。我舅妈埋怨说：“生来丫鬟命，你把她当小姐养着。玉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979年于耕田进城后不再钻进河湖港汊摸鱼捞虾，他干起了贩卖鱼虾的营生。我毕业分回县城后，他请我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酒馆里喝酒。当他知道我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时，他把一大杯白酒倒进喉咙里：“你那点工资，还不够我抽烟！”他请我喝酒的意思是让我星期天回乡下探一探表姐刘玉芬的口风，要是她愿意的话，他想请刘玉芬到城里来看一场电影，摩托车专程接送。那时候于耕田刚花六千多块钱买了一辆“雅马哈”摩托车贩鱼虾，一辆车抵我十二年的工资。我说：“你自己跟她说去。”他摸了摸被酒精涨红了的鼻子：“老实说，眼下县城的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乡长、书记挣的钱没我的零头多，我现在也是有面子的人，刘玉芬要是回绝了我，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跟她联系？”于耕田说他进城后，几乎就没回过乡下，只在年三十晚上回乡下跟残疾父母吃个团圆饭，丢一大把钱给他们，初一大早就进城跟一帮朋友玩去了。农村对于于耕田来说，是一个刻在心里的伤口，是一块烙在脸上的伤疤，乡下人身份、残疾人父母、被拒绝的电影票以及舅舅操起菜刀的凶狠都让他无法面对，他没有足够坚强地对抗命运的摆布，他只好用鼓起来的口袋和嚣张的语言摆平自己的内心。
星期天回到乡下，我去舅舅家串门，顺便送了两双单位发的劳保手套过去，已是初冬时节，田里的稻子收割干净，小麦也种下去了，乡下人有了片刻的空闲。舅舅让表姐杀了一只鸡，中午陪我喝酒，借着酒劲，我说起了于耕田在城里的风光，言语间多少有些夸张，表姐给我夹了一块鸡腿，说：“好几年都没见到过于耕田了，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连摩托车都买上了……”舅舅打断表姐的话头：“他再有钱，也是农民，没有工作证，没有粮本子，在城里分不到房子，买不到煤球，吃米要到黑市上去买。他就像一个混进城里的特务一样，过的是鼠窃狗偷的日子。我在城里待过七年，只有我才晓得农民是贱民，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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