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明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最苦难的时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历次的见到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略；若秦汉的匈奴，六朝的五胡，唐的回绝、吐蕃；北宋的契丹、辽、金，但他们却至多只占领了半个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却终是汉族的；至多只是演一出南北朝对立的把戏。想不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却第一次见到中国全境的被蒙古民族的铁蹄所践踏着了！金主亮曾夸大的说道，他将立马于吴山（杭州）第一峰，然而他的统一中国的迷梦，却永不曾实现过。他的梦，在这时，却有强悍的蒙古人为之实现了。数千年来，不见少数民族的足迹，不感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的江南，现在是第一次沦陷于蒙古族的手中了。杭州（临安）开始有了无数的蒙古人、色目人乃至久在蒙古族管理下的“汉人”（即金人等的北方人）来居住了。西湖风光又换了一个面目，诸城市又产生了一副新的景色。不惯，那是当然的！但久已积弱难返的古老民族，又怎敌得过势若万马奔腾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这一代东西方诸民族的大恐怖的新兴之蒙古民族呢？蒙古人的铁蹄一到，他们虽然不惯，却不久，便不得不贴然了，更不久，便也不得不安之了。
汉民族在这时代，虽不得不姑且过着贴然安之的生活，却是满肚子的愤懑不平。这种不平，是任何汉族的本土人民都感觉得到的。——特别是最后降服于蒙古人的所谓“南人”——即江南的人民——在这时候，在政治上、社会上最占势力的乃是蒙古人（征服人的民族）及色目人（西方诸民族，随蒙古人南侵者的总称）。第三个才轮得到所谓“汉人”，第四个才轮得到所谓“南人”。其实“汉人”、“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中，永远是受侮辱，受压迫的。他们永远是沈屈于下僚的，永远不用想握到政治的大权，即有握权的，所握的也只是“非实权”。再加以那些强悍的蒙古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是毫不客气，毫无顾忌的。他们为所欲为，毫不注意被征服的民族们的感情、习惯与乎风俗、人情。这里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依照着中国向来的习惯，凡是易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的末途王孙，虽不妨加以极严峻之刑责，但对于已死的帝王，却仍要给他们以相当的礼貌与敬重；特别对于皇陵之类，向来都是加以保护，不肯有什么轻举妄动的。但蒙古人却不然了。他们对于此种礼貌，根本上便不懂。他们有的是力，有的是刀。他们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敢做！于是他们一到了江南，便有一个杨和尚悍然的去掘发南宋诸帝的陵寝，且扬其尸骨为灰（其目的当然大半还为的是掘宝藏）。这个惊人的举动，未免使被征服者们太触目伤心了。于是便有唐珏诸人发生了移尸他处，植冬青树以为志别的悲壮的义举。像这样悍然不顾一切的举动，当然非最强悍的民族做不出来的。我们如果以清人入关，第一件事，便以皇帝礼葬了崇祯帝，还下诏切实的诰戒人民，保护明十三陵，毋使樵采的举动看来，便知道少数民族的侵略手段真是一代比一代的进步了。
更违反了汉族本土民族的公意的，便是公然废止了历来视为士子“登庸”的唯一的大道的科举制度。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了解汉民族的心理的一例。科举制度的弊端，言者殊众。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及的。尽管这种考试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诅咒，但却是一个已成了固体的制度，更不能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蒙古人于此点毫不注意。他们大约以为从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从马上治之的罢。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国南部之后，三十余年来从不曾想到过要举行一次两次足以绥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愤心的科举。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复了科举的旧制，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然而其科举的制度，却不甚公平。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便颇不相同。榜亦各别，不能混杂。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而“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如此显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汉人南人们生了歧心。更有甚者，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科举更不是唯一的“出身”的大道。《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谓：
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董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文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徽，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虽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故其铨选之备，考核之精，曰随朝外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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