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就买机票。”
我立刻挂断电话，查航空公司的电话，我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第二天早上十点。这时候，我真的什么都顾不上了，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见了什么都往我的行李箱里塞。
凌晨四点，我收拾好东西，拖着行李箱出门。经过叶正宸的门口，我看了他门上的名字一眼，缓缓放下行李箱，按了他的门铃。
门打开，门口站着一身红色睡衣的喻茵。她的衣服真红，红得刺眼。
“有事吗？”还是浅淡的微笑。
“叶正宸在吗？”
“他还在睡觉，需要我叫醒他吗？”
天刚蒙蒙亮，远处全是雾气，一片蒙胧，树也蒙胧，湖也蒙胧。
“不用了，谢谢！”
我坐第一班前往国际机场的大巴去了机场。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栋公寓，我再不想回来……
换登机牌的时候，服务人员提醒我：“你没有办理再入境手续，离开之后，需要再次办理签证才能入境。”
“我明白，没关系。”
还有两个小时才能登机，我坐在椅子上打电话，把回国的消息告诉了凌凌、秦雪、冯哥还有李凯……
最后一个电话，我拨给了叶正宸。电话响了一声，我便后悔了，正要挂断，那边接通了。
“我要走了……”
“丫头？”我听见电话里的他重重地出了口气，接着问我，“你要去哪？”
“さよならは（再见）。”这句话在日语里是“再见”的意思，日本人只在一种情况下会说这句话，那就是确定两个人永远不会再见。
广播正在催促某航班的乘客登机，我听到叶正宸说了两个字：“等我——”
我挂断电话，却一直握着手机。
我在机场度过了一生最漫长的两个小时，我害怕看见他，却又不由自主地看向航站楼的大门，每看到一个匆匆而来的人影，心都会收紧。
登机时间到了，我走向登机口，工作人员检查我的登机牌时，他来了。我看了他最后一眼，很多次午夜梦回，我都会想起他那时的样子：他的脸上都是汗，衣服也被汗水打湿了，他拼命挤过人群，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
“薄冰，薄冰……”我第一次听他喊出我的名字，才发现我的名字透着深切的寒冷。
我接过工作人员递给我的登机牌，走进登机口，他想要追过来，却被几个工作人员合力拦住。
“薄冰！”他顾不上别人的眼光，焦急地喊着，“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我手中的行李如千斤巨石，我提着它，步履维艰。
“你给我三分钟，我跟你说真话……三分钟，只需要三分钟。”
这是他最后的要求，而我，没有给他。
后来，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再给他三分钟，他会告诉我什么，但我想
不出来。
飞机在跑道上呼啸而起。大阪，这座让我尝过最甜和最苦的滋味的城市，渐渐在我眼前变小，最终埋葬在一片碧蓝的汪洋之中。
之后，汪洋越来越模糊，淹没在我的眼泪里。不是我不想给他三分钟，我怕给了他三分钟，我就再没有勇气离开这座城市，离开他。
伴随着剧烈的颠簸，飞机终于降落在中国。我推着行李车走到出口，第一眼便看见了站在接机口的印钟添。他一点都没有变，和记忆中一样西装革履，儒雅沉静，而我已不是离开时那个笑得没心没肺的丫头。
眼中凝着泪水，我急切地奔向印钟添。越是心急，行李车越是执拗地不肯前行，我干脆丢了行李，跑到印钟添身边。
“我爸爸到底怎么了？”我的声音颤抖而尖锐。
他无言地看了一眼我红肿的眼睛，把我的行李车推到旁边，缓缓取下车上的行李箱。他越是不说话，我心中的恐慌越是蔓延。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衣袖，近乎恳求地问：“你告诉我吧，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握住我的手，叹息一声：“我带你去医院，路上再说吧。”
从机场去医院的路上，印钟添告诉我：“薄叔叔得了淋巴瘤，病理化验的结果刚出来，ii期。”
我的脑子里轰隆一声，整个人都蒙了。
我用力掐自己的手臂，希望能将自己从噩梦中唤醒，可无论我怎么掐，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印钟添。
印钟添安抚地搂住我的肩膀，告诉我：“小冰，你不要太担心。医生说，癌细胞没有扩散到其他器官，放射性治疗或者化疗的治愈率很高。”
我努力在一片混沌的大脑里搜寻着关于淋巴瘤的信息，除了想起这种癌症的五年存活率很高，但老年人和孩子的存活率低，生存周期一般只有五至十年，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
印钟添不停地安慰我：“小冰，你应该知道，现在医学发达，癌症已经不是必死的绝症了。”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就是因为知道癌症的存活率有多低，我才不敢期待这样的幸运。
癌症！这是我每天都要看上数百遍的词汇，以前它对我来说只是个专业词汇而已，此刻它却像传说中的魔鬼真实地出现在眼前，张着血盆大口，随时要把我啃得尸骨无存。
车轮驶过尘土飞扬的街道，终于停在南州市人民医院的门前，车还没有停稳，我已冲下车，跑进医院。我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根本分不清方向，最后印钟添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一间病房。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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