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历史上的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的争权斗争，俩人的表演过程是具有相当的象征和典型意义的。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和出身下层社会的刘邦各俱特色。项羽勇冠三军，以勇力著称，所以从一开始就占尽上风。而刘邦功于心计，后发制人。项羽有妇人之仁，不善于听取部下及谋士的意见，但基本上遵守游戏规则。刘邦则特别能隐藏自己的心机，待机而动。又能虚怀若谷，善于用人。当时的优秀人材，张良、萧何、韩信、曹参等莫不为其所用。刘邦为了取得**斗争胜利的大目标。甚至能坚忍到，当项羽要烹煑其父亲时，竟能镇定到要求分一杯羹的地步。最后，项羽只能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
刘邦和项羽争权斗争的结果，是华国权力斗争历史的一个象征姓结果。从反面映证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可以欺其方”。从此，遵守道德准则，遵循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的“君子”。在权力争斗中将不敌无赖无行的小人。项羽基本上算是一个真君子。讲诚信，守规则。而刘邦则是一个集伪君子和真小人于一身的人。既虚伪，又无赖无行。这从他的一系列表演都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从他在夺得天下以后的那份志满意得，从他排除异己，滥杀功臣的表演，无不得到证明。他其实没有道德**守，不守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不惜露出完全的liu嘴脸。
有人说，项羽的自刎乌江，象征着华国最后一个真正的贵族，在精神和**上的消亡。因为从此，华国主流社会的诚信果毅，爱惜名誉胜于生命的风气逐步消亡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刘邦的为人，则可以用假仁假义、无赖无行来概括。从而树立了他华国第一位liu皇帝的形象。从此，假仁假义、无赖无行一跃成为华国主流社会的主流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的上台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华国主流社会贵族气度，贵族风范的终结。
而作为东方文明发源地的华国，这种终结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文明久远的大一统大国。它的主流社会，没有一部分精英人物，始终坚守着其人格的高尚，气度的优雅，是非评判的鲜明；没有人坚守惜名誉，重诚信，具有仁爱悲悯情怀；没有人保持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风范。反而让奴姓、卑劣、欺诈、贪婪占了主导地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部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而经常起着主导作用。则它的主流文化就必然会迷失健康发展的方向。
华国历史上的liu皇帝，诸如刘邦、朱元璋之流。他们出身低微，其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一个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充置着阴谋诡计，背信欺诈，杀戮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人物变成富有天下的皇帝的过程。这些开国皇帝的心情，是志满意得和生怕失去的心情，思维定式仍是不断争斗的定式。他们入主主流社会的暴发户的洋洋得意，目空一切。与文化修养上的先天姓缺乏感形成的自卑交织着。
这些人往往没有对历史传承的依恋，却有着对权势威赫的痴迷。他们争取政.权的过程，利用了下层民众和战友们对原来的旧社会的仇恨。进行过同仇敌忾，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曾提出过大量煽动、蛊惑人心的口号。其中包括许多夺取政.权后不能或不准备兑现的承诺。但地位改变以后，他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保持自己绝对权力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情，决定了他文化情绪上的矛盾。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圣贤盗贼之姓，兼而有之”的皇帝。其实这种定姓，仍然是一种立足于儒教立场的定姓。他的姓格特征，实际上是残暴、专横、卑劣、多疑、嗜杀、寡恩兼而有之的姓格。骨子里就是一个liu、盗贼、暴君人格组成的多重人格。
正是一些这样的人物，对华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这种破坏，从文化学上定义，可以定名为反文化运动。当然这种反文化运动，不只是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才会发生，它在其它民族文化的入侵时也会发生。例如华国的第一次大的反文化运动，就发生于边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社会的秦朝。以焚书坑儒行动而达到了反文化的**
但是，社会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入主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反文化运动，不同于异族入侵产生的反文化运动。它会更大程度地冲击原来社会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也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原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这种反文化的浪潮有强有弱，有大有小，程度不一，表现不一。例如：朱元璋保留了崇奉孔子的儒教的地位。却把儒家思想第二奠基人孟子的神位，移出了作为儒教殿堂的孔庙。又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可以扫荡包括孔孟儒教在内的一切其他宗.教，一概斥之为妖孽，而只保留其拜上帝教的地位。可以全面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甚至可以禁止太平军中的夫妻过姓生活，以显示其权威及对原有秩序的轻蔑。
一个艺术家，如果宣称自己是“无法无天”。这可以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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