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日忧心忡忡，在监舍里小心翼翼不说，自己那档子事儿杳无音讯，都能把人逼疯了。
那时真有个念头：快点判吧，是死是活给个准信，总比在这儿不明不白地煎熬着强。
对，就是煎熬，没在号子里待过的人，肯定不会切实体会到啥是煎熬。
整天有座磨盘压在你心头，周边的一切又是那般的灰暗，你死不得活不起。更要命的，是失眠。
心里想事儿多了，自然睡不着，可监舍里最好打发时光的办法，就是呼呼大睡，要是睡不着可就真是惨上加惨了！
我那些天就总失眠，开始想念我的亲人们。
还有几天这一年年就要过去了，每天我都尽可能跟那四个死刑犯多聊几句，他们也愿意把心里话跟我倾述，还都算消停。
可后来就完蛋了，在狱医给他们几个抽过血以后，那几个家伙的神经眼瞅着就绷不住了。
抽血意味着什么呢，除了那个叫邱刚的以外，别人也没签遗体自愿捐赠协议。
“签不签都一样，”黄牙说，“你们几个的身体还是有些用处的，比如肾脏啦肝脏啦眼角膜啥啥的，死后还能移植到别人身上。”
“那……要是取我眼角膜的话，就不能把我眼睛打坏吧？”那个肢解情人的家伙说。
“你要是同意的话，法医可以不给你打麻药，然后活体解剖，把有用的部件一个个摘下来，像日本鬼子当年那样。”黄牙很是不屑地说。
不管咋说吧，抽过血，就意味着快到执行日了。
我明显能感受到那四人日渐增加的惶恐，流眼泪，叨叨咕咕，时不时地还要忍不住哇哇大叫几声：“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啊，我还这么年轻……”
实话讲每天面对几个即将被枪毙的人犯，心里已经是老大不舒服了，再听到他们的哀鸣，真有些惺惺相惜兔死狐悲，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也快神经了。
该来的终究要来，最高法的核准书下来了。头天晚上，看守所食堂派人来，挨个询问那四个人想吃点啥。
王斌说：“弄点荤腥的吃吧，能给口酒喝吗？”
酒是不能提供的。接着问邱刚，他说：“我想吃我妈做的饭菜。”
“你妈妈最拿手的饭菜是什么？”
“二米饭，土豆炖茄子。”邱刚说，所谓的二米饭就是大米和小米混杂在一起焖的饭。
厨师又问肢解情人的那个：“你想吃点什么？”
“我想吃唐僧肉，有吗？”他苦笑着说。
……
饭菜陆续端来，几个人谁都没心思吃。断头饭真是难以下咽啊！我那晚可是忙活得很，一会儿这个要在遗书中加几句，一会儿那个又想起来什么事儿要告诉家里人。
生命是珍贵的，面对死亡，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产生恐惧，而对死刑犯而言，这种知道生命终止时间的过程更加难熬。
让他们绝望的，并不是知道自己将会死去，而是知道自己的死期会在某一刻来临，而自己只有绝望的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王斌表现得要相对好一些，很多时候他都是呆呆地盯着对面的墙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孙队那一晚也很忙，来七班好几次，每次都给那四人发烟，尽力安抚着他们。
吃过断头饭后，武警战士过来用钢锯割开沉重且铆死了的脚镣，换上较为轻便些的。
有管教拿来四人家属送来的新衣服，在武警的“帮助”下几人都焕然一新。然后一个个在武警的押送下，去见亲属最后一面。
会面时间是十五分钟，我不知道他们都跟家人聊了什么，只看见回来时，每个人的眼睛都红肿着。不用多去想象，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想不伤心都难哪！
生命的最后，哪怕是呼吸，都是极其珍贵的。那一夜，四个人谁都没睡，瞪着眼到天亮。
听安兴军说过，每次枪毙人的前夜，号子里总会听到猫头鹰的叫声，挺瘆人的。但三毛刘长顺临刑前夜，我没碰到过这种情景（也许是我没留意）。
可是，王斌他们几个上路前的那个晚上，我真的听到了猫头鹰在叫，是后半夜。那叫声“咕呜……咕呜……”，拖着鬼哭似的尾声，听得人毛骨悚然！
早晨五点多，天刚有些见亮。透着窗口，但见天仍是阴霾重重，空中飘着沙粒般的雪花。
号子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号子里的人都静坐着，所有的目光都投向黑色的牢门。法院的人在武警的簇拥下，进入监舍。那几人的大限到了。
王斌等人分别聆听法官宣读判决书，然后签字。邱刚双腿甚至全身都在不住抖动。法律文书还没有念完，裤管处已经开始哩哩啦啦往下淌尿了。
肢解情人的那家伙更是完蛋，当即瘫到地上，口吐白沫。两名武警架着他，面条一般的他已经成了一滩烂泥。
想想他在作案时是多么穷凶极恶啊，视人命如草芥，麻木不仁十分残忍，现在却怂包一个！
宣读完判决书，法院的人问清犯人姓名，完成“验明正身”的过场后，武警上来卸下脚镣手铐，开始用麻绳捆绑。
因为是五花大绑，腿上还扎了绳，衣服裤子都弄皱了。一匝一匝像镙纹一样，细绳深深陷入他们的肌肤中。
有的勒得只见肉棱，看不见绳索，后背上麻绳交叉纵横，像麻团一样。四人都被捆得直喘粗气，满脸煞白，冷汗虚汗直冒。
四人中，还要数王斌能稍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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