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李德就是博古的“钟馗”
博古把李德捧上这么高的位子，给李德授以尚方宝剑，说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还戴上一连串的卓越的冠——卓越的军事家、斗争经验丰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等这样光彩照人的帽子，而且还亲自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李德，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当然在中国革命史册之中，他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光彩的——已经成为每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想找出他来算算账的人物。
李德只是一个军事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一开始并不是太上皇的地位。他在日记中专门写道：别人对我有误解，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没有这么大的荣誉。博古也许还在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从这一点来说，李德看得还是很准的。
博古为什么有意识地容忍，不仅是容忍，实际上是制造了这种误解？就像李德自己分析的一样，因为这样一来，博古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博古这样一位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在指导苏区的斗争中是毫无经验的，他担心苏区不服他的领导。而且进入苏区之前，很多人都给他作过分析，共产国际在苏区有代表，在很多白色苏区也都有地下代表，还说在苏区毛泽东同志是很难领导的，领导他是很困难的，很多这样的话。
对于年轻的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人博古来说，内心确实非常担心。他需要找一个钟馗来打鬼。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他一窍不通的军事的权威，李德实际上扮演了钟馗的角色。博古捧李德，实际上是要借用李德的威望，来达成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最后在某些方面，博古也对李德失去控制了，因为涉及军事指挥，博古确实也不懂，那只好由着李德来了。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这一系列的程序走下来，李德就变成太上皇了。他慢慢由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变成一个有决定权力的军事顾问。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习惯了这种角色。
这一点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与博古经过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迅速后撤。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的指挥动作导致红军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不了解土地战争，不了解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路，他学的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中的老战法。
陈诚带领着湘兵，他不断琢磨红军的战略战术，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每次作战前都作好了充分准备，敌人变聪明了，歼灭敌人变得更困难了。而我方也在变，我方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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