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土肥原贤二拉汉奸,拉不动北洋派,却拉动了民国派
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比如,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到中国,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包括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
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比如段祺瑞、吴佩孚,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没有拉动。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拉过来,成为日本人的工具,但没有拉成,没有人跟他干。吴佩孚不干,段祺瑞不干,孙传芳也不干,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北洋军阀这些人物,从段祺瑞开始,到吴佩孚,再到孙传芳,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却成功了。比如汪精卫,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而民国派首领、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一大”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成了大汉奸。
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派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暗地藏着最复杂的心态。平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很容易,一旦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愿做傀儡,而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喊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做起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深奥莫测的、令人难解的哑谜”。
汪精卫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就做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做了中国头号大汉奸?要知道汪精卫在清末的时候还刺杀过摄政王载沣,那时表现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气!最后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货色,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一些假的革命者,最容易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
86.宋哲元如何最终坚定抗日决心
土肥原拉不动北洋军阀,便想方设法拉拢民国将领。其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当时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部分,是冯玉祥军队的一部分。
中国当时分成许多派系,包括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贵州军阀王家烈、山西军阀阎锡山、山东军阀韩复榘,还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控制华北。中国的社会,就像板垣所讲的那样,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种平衡。
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完全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
靠谁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当一个外来的力量,当日本介入之后,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很危险了。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复犹豫,反复动摇,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
当年,如果没有日本人,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把华北占领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
从这一点看,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
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边,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天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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