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化川陕甘，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北上的问题。这是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在中央会议上记录下来。但是到了9月，由于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独自南下，毛泽东则率领少部分人北上。
发生分裂之后，北上的中央红军召开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讲，我们本来应该像恩来建议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是，现在只有一方面军的主力北上，只剩7000人，人数太少，那么现在怎么办？毛泽东讲，现在建立川陕甘苏区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往东发展。这是俄界会议的决议。
俄界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把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又放弃了。
确定去陕北根据地的会议，是9月27日的榜罗镇会议，榜罗镇会议之前，毛泽东查阅缴获的当地邮局的报纸，通过报纸上阎锡山的讲话，终于发现：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毛泽东看了消息之后，迅速地修改了在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的设想，提出到陕北去，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保卫扩大革命的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的革命。
回顾整个长征过程，可以看出来，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不断转移，从最初考虑到湘鄂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区，到遵义会议的川西北，到扎西会议的云贵川边，到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到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为陕北。这是红军的队伍，一路硝烟，一路烈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终于在夹缝之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根据地。红军长征一年来，经过无数牺牲奋斗，和不懈地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所以说，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到陕北建立根据地，是历尽艰难，经过无数牺牲，不懈地实践和探索，最终在不断地选择变化之中，完成了最终的战略目标选择。而在脱离了根据地一年后，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根据地。
这是历尽艰难选择的结果。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它不是一个神灵的预言，不是来自于神机妙算，而是来自于艰苦卓绝的实践，不屈不挠，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从这一点上，就像一个作者所讲的，他说国民党无疑有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共产党打了败仗也不散，继续艰苦奋斗，最后玉汝于成。这话讲得是非常正确的。
1986年，索尔兹伯里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了told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位美国老人以76岁高龄跋涉1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写出了这本书，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
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其所言极是。你可以忘记中央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获得今天这样的世界性号音？
你或许可以抱怨，如今鲜见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了。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了。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以令世人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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