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的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四正六隅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浑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儿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
教育没有用，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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