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只要你认真分析，是可以找出真相的。
其实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破解迷案。而破案的最重要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就是立场。
所有的书籍都有立场，所有的立场都有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而这个案件的疑点，就在上述事实之中，至少有两个：
一、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
大家要知道当时明朝一年的收入也只有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一个侍郎，何来包天大胆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一年的收入？
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郭桓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
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很多小事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朱元璋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
二、我们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既安全，分的钱也多。郭桓不过是个户部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个广告？
参考消息
朱元璋首创金额大写
郭桓案事发后。为了吸取前车之鉴、杜绝财务混乱，朱元璋在财务上采取了一些有创意的管理措施，包括在账务登记时，把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全部大写，大写数字涂改起来困难，可以防止作弊。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不管怎样，郭桓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其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丞相胡惟庸保持的纪录。
虽然这个纪录并不光彩。
综合看来，这个案件是存在着很大疑点的，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此案就是子虚乌有，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没有这么大、所谓的同党没有这么多罢了，不然为何朱元璋不找张三李四，偏要找你郭桓呢。
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杀掉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
经过这一连串大案，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己脑袋不保，有些好事的人就拿这些官员开涮，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是要杀人了，如果玉带在肚皮上代表今天平安无事。
如果这样判断，那是要出问题的，万一哪一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肚子胀，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心情又不好，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
史料记载，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什么仪式呢？穿戴整齐，抱抱老婆孩子，交代清楚谁还欠我多少债、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之类的后事，然后诀别而去，老婆孩子就在背后哭，除了人还是活的，和开追悼会没什么区别。
散朝的时候，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到活人回家，就会大事庆祝一番，庆祝的内容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
这些并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很多官员承受不住，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
官我也不做了，回家总行了吧。
哼哼，没有那么容易。“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诽谤朝廷，这又是一条重罪。于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明朝的官员们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很绝的方法——装疯。
在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得了精神病是常见的，具体表现为痴呆、神情木然、披头散发、见到人就叫爹、拿着菜刀四处和人打招呼等，形式多种多样，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多活两年。
话说回来，这招也是不错的，而且当时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只要你能下血本，多恶心的事都做得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那装疯意志可真是坚强。
这个倒霉（或者是幸运）的人叫袁凯，是监察御史，有一次朱元璋派了个工作给他，把处决人犯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但袁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他把名单交给太子，太子看到名单上人太多，主张从宽处理，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自己去找老爹说这句话，而是转告袁凯，让他去告诉朱元璋自己的意见。
袁凯心想，去就去吧，见了朱元璋，老实地把太子的话原样说了一遍，完后叩个头，准备走人。谁知就在此时，朱元璋问他：“太子意见和我相反啊，你看谁说得对呢？”
见鬼了，你们父子俩的事情，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的吗？袁凯左右为难，没有办法，想出了回答的话：“皇上也没错，太子也没错，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
太难为袁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