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红毛衣让高鹏大摇其头：“首先，这件衣服就不对了，你穿这个颜色不好看；其次，这是去年的款式了，不时新。你要是想买衣服，不如我陪你去第五大道逛逛？”
繁星哪有心思逛第五大道，只不过勉强笑笑罢了。
高鹏去法庭旁听前倒是精心打扮过了，因为在公关公司的运作之下，这事终于被炒出了热度，有些行业相关的报纸和媒体得到消息，要赶来采访第一次开庭。高鹏认为在媒体面前应该时尚得体，上镜嘛，总得有点样子。
等到开庭的时候，他们一行人早早来到法庭，坐在那里望眼欲穿。法官排了很多案子，前面都是很轻的罪名，审得很快。轮到他们这个案子的时候，舒熠一出来，果然就看到了繁星。
繁星与他四目相对，两个人都有千言万语，奈何这种场合，半个字也无法交谈。
繁星只觉得舒熠瘦了，几天没见，他就瘦得吓人，虽然精神看着还好，但眼窝是青的，他一定没睡好。而且他是被警察带出来的，真正像犯人那样，繁星心里难过得想哭，然而又怕舒熠看着难过，所以拼命地弯起嘴角，朝他微笑。舒熠只微微地朝她的方向点一点头，就转过身，面对法官了。
第一个回合律师就败下阵来，法庭不允许保释。因为报纸和社交媒体上长篇累牍地正在讨论此案，嫌疑人非常富有，又并非美国籍，法庭有理由担心他弃保逃走。
律师还想据理力争，但又担心激怒法官，两分钟后法官就宣布不予保释，候期再审。
繁星眼睁睁看着舒熠被带走，心如刀割，这次他都并没有朝她点头，只是微笑着注视着她。她明白他这眼神的意思是想让她别担心，她很努力地保持微笑，到最后一秒还是模糊了视线。
离开法庭的路上，她心事重重。冯越山一直在跟公关公司打电话，李经理在应付一个媒体采访，只有律师可能觉得繁星脸色不好——毕竟舒熠提供的第一个紧急联络人就是她，律师本能地觉得繁星很重要，他再三向繁星解释，第一次开庭通常都是这么快，但不给保释这种情况太特殊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繁星当着外人的面还是很镇定，说一切听公司的安排吧，大家开会再商量。
繁星回到酒店后关起房门来，才大哭了一场。自从成年后，她几乎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无助、彷徨、恐惧过。实在是非常非常难过，原来所谓的心疼是真的，是像心肝被割裂一样疼。真正亲眼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遭受这一切的时候，她差一点当场失声痛哭，觉得所有的理智，所有的克制都已经离她远去，她只想像个孩童一样放声大哭。
可是不能，她只能独自返回房间，默默哭泣。一边哭她一边给自己打气，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啊，正因为情况这样艰难，自己更要振作起来。
最后一次他和她通电话的时候，他说：“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别再自己硬扛，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有我。”
现在她也是这样想的，他有她，不管多么艰难的状况，她一定要勇敢地战斗下去，为了他。
等终于哭好了，她又洗了脸，重新补妆，定了定神，这才给顾欣然打了个电话。
繁星没犹豫，简明扼要地向顾欣然说明了当前的情况，问她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有没有什么主意和看法。
顾欣然还是第一次知道此事，毕竟科技圈相对还是封闭，事发地又是美国。她听完之后考虑了好久，才问：“你刚才说，找了公关公司在游说此事？”
繁星说：“是啊。”
顾欣然说：“美国的舆论环境我不熟，但是当年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位老师跟我们讲传播学理论，提到一个观点，说：in fact，it .”
繁星问：“为什么会适得其反？”
顾欣然说：“传播学涉及很复杂的大众心理学，但是有一点中西方是一样的，越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当事人越会趋于保守，谨慎地做出最安全的选择。目前处于舆论中心的法官才是当事人，这案子闹得越大，他越不会给媒体任何口实。”
繁星问：“那我们现在努力方向完全错了？”
顾欣然说：“我也不是很懂，要不然我找一个人帮你参谋一下，是我当年的一个师姐，非常厉害，在美国很多年了，据说做得很不错，她也许比较熟悉情况。”
不一会儿，顾欣然就发了在美国的师姐ellen的联络方式给繁星，繁星急忙写了一封邮件去问，措辞很客气，也说明愿意支付咨询费用。
邮件发了没几分钟，ellen就打电话来，虽然在海外多年，但仍说一口脆响的京片子，快人快语，电话里都听得出是个爽快人，她说：“既然是小师妹介绍的，都是自己人，这案子我听说了一点，想也别回邮件了，就直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情况。”
繁星简单介绍了一下，ellen一直很认真地听，听完才说：“你们找的哪家公关公司？”
繁星说出名号来，ellen说：“是他们？应该不至于办出这样的蠢事啊。”原来还是业内挺靠谱的公司，ellen问，“你们是不是没把需求说清楚？”
繁星将几次会议大概说了一遍，ellen问：“等等，这谁提的要求？”
繁星说是公司集体决策，她担心ellen不了解情况，又补了一句，说：“ceo是创始人，所以现在公司也人心惶惶，大家都不太能拿主意。”
ellen说：“依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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